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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
Abstract: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 a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The beginning of the method started from Emperor Wen of Han recruiting talents for two times.In 135BC when EmperorWu of Han reigned，there emerged three famous\"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 DongZhongshu(179-104BC).By the first year of Guanyuan(134BC-129BC)，he asked questions on policies to the scholar Gong-sun Hong who gave brilliant answers.The early perio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s a crucial time for this ki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elects the talents and cast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Western Han Dynasty;questions on policy;answers
“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
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
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实现“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甚众”，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他对“天命”的解释是“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他对“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应该“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有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之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之从利犹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之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须实行更化。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脩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当脩饬”。
董仲舒的对策奏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呜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殽]，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汉武帝的这段策问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仍是对五帝三王以至秦的历史进行比较，提出的问题是:虞舜以无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实现了天下之治，但两个人的治理方法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劳逸的差别这么大呢?特别是西周王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这不是节俭，但却得到后世的称颂，这“帝王之道岂异指哉?”;第二个层面是汉武帝谈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贤，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但却达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状态，他要求这些待诏的贤良就上述问题作出对策。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第二次策问又进行了回答，就第一个层面关于虞舜和周文王劳逸不同的问题，他阐述说:虞舜时代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的缘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天下大乱，周文王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之故;关于西周王室的宫室制度，那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关于商周和秦的刑罚问题，武王灭商之后，改变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