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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毗卢寺；水陆画；水陆法会；宗教思想
论文摘要：毗卢寺是中国佛教临济宗的一座古老庙宇，创建于公元8世纪唐天宝年问，寺中毗卢殿内绘制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内容的水陆画是运用于水陆法会中的宗教绘画，在宗教史与史研究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对其绘画艺术表现内容中所蕴涵的宗教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水陆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宗教人物画，供佛教、道教及私人家庭举行水陆法会时使用。石家庄毗卢寺现存的水陆画是公元l4世纪明代初期的遗迹，是与敦煌、北京法海寺、山西永乐宫壁画并存于世的壁画艺术的精品。毗卢寺水陆画共计二百多平方米，前殿释迦殿四壁绘壁画约83平方米，内容以汉化的佛传故事为题材，除了佛教、道教的天神地祗、的圣贤教子以外，还有中国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等一部分反映生活的风俗画和人物。毗卢寺后殿毗卢殿的壁画最为精美，有122平方米，绘有122组，共508位神柢人物。每组均有名号榜题。殿内壁画绘着天堂、地狱、人间三种题材，诸神交错汇列，包括罗汉、菩萨、城隍土地、帝王后妃、忠臣良将、贤妇烈女等佛、儒、道多种故事。内容可分三类：一、诸佛菩萨、诸天、十大明王、护法神、罗汉，均属佛教系统。二、五岳四渎、六丁六甲、十二元辰、真君大帝、二十八星宿，属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神。三、龙王、地狱饿鬼、往古人物、六道轮回等儒释道混合成分。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壁画艺术。技法娴熟，色彩丰富和谐，人物形像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是中国古代绘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毗卢寺水陆画在明代绘制，而明代又是由统治阶级，特别是明太祖采用三教合流的方式进行思想统治的朝代。因此这种上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会体现在它的载体——宗教艺术中，而毗卢寺水陆画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所以在水陆画绘制内容上中充分体现出三教的主流思想，如儒家的济世要求和佛、道伦理的遁世不争的思想。
所谓三教合一，主要是指三教在教义、哲理和上相互吸取，取长补短，决不是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儒家到底能否称为“教”?学术界争议很大，儒家就总体而言，和标准的宗教还是有一定差距。本文说的儒教指的是儒家教化的意思，不是把儒家看作是宗教。)“三教合一”的提出使儒、释、道之间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一般地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斗争与融合两个方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儒释道三教自身就包含着可以相互会通的内在因素，它表现在、伦理、思想信仰诸多方面。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教合一说开始于汉魏，发展于隋唐，于宋代形成思潮，至明代发展至高峰。
明代是三教合一论的重要发展时期，此时佛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的有机成份，并与民间信仰、民风民俗融为一体。佛教可满足人们趋吉避凶保平安的需要，不管是教内还是教外人士，在家中或店铺供上一尊佛像或菩萨，以求平安吉祥，已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这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推崇佛、道是分不开的。明代佛学的三教合一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学内部宗(禅宗)与教(言语说教各派)、禅与净(净土)、性(性宗，如天台、华严)与相(相宗，如唯识)等的调和。二是佛学与儒学和道教的调和。就后者来说，佛学与儒学的调和是其主导的方面。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渗透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积淀最深厚的就是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在三教融合过程中，道教与佛教都向儒学靠拢，吸取忠孝、诫信仁义等各种道德规范，或用于个人生活修养，或用于补充教规戒律，总之是更为深刻地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儒释道三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负有相同的社会责任，即紧紧抓住人们内心的意念，提倡禁欲主义，恪守伦理道德规范，使人完全向内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高尚，达到共同维护传统社会秩序。这样，中国封建文化体系就成为一个完全封闭内向的体系，这是道教与儒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共同意义所在。
儒家伦理是一种完全入世的伦理，以现世的人生为中心，使现世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伦理的生活。它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精神。所以，儒家伦理很少虑及来世的向往和精神的超升。它不讲生死，没有灵魂转世的概念，没有轮回之说。它的所有道德规范都是以协调现世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依据，不讲前后报应，所以儒家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法关系和舆论力量督促人们自觉遵循的，遵循的意义在于维持社会的和谐，获得超出于生死之上的名声荣誉，这种荣誉乃是儒家伦理下的人们的最高精神追求。它对人们既无强硬的钳制力，也无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诱惑力。它只适应于具备自觉意识的上层士大夫，对下层广大群众并无太大的威慑力。与儒家伦理要求的自觉性不同，佛、道是宗教，在其理论系统中，一直存在着神仙思想及善恶报应说，人在世间行善积功则得善报，作恶累过当得恶报。
与儒家伦理的济世要求不同，佛、道伦理中有遁世不争的思想。遁世不争，是一种不能济世则退而保身的达变精神。遁世精神还为官场失意或屡试不第者提供了精神超脱的空间。多数士人追求仕途通达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遁世不争便成为他们自我超越与完善的重要途径。佛、道恰恰提供了这种“修身独为一己”的思想境界，如全真道所倡的清静高雅就十分适合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与人格追求。佛、道的伦理观念比儒家具有大得多的适应性与达变性，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发挥着教化或指导功能。既有力地控制人们的思想，维护着传统社会秩序，又以行善赐福的诱惑和遁世不争的劝导给人们以无限美好的幻想和精神安抚。这种伦理的内在精神恰恰成为与儒家伦理相互融洽与支持的力量，它与儒家伦理共同维系着庞大的帝国，使之更加封闭内向，直到衰亡。
儒释道的互通或三教合一在明代是普遍流行的观念，并已成为统治者所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朱元璋在即位的当年便声言：“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此道虽出于儒，但却为三教所共同信奉和阐扬。三教合一的含义，就是三教既并立又合一。朱元璋带头鼓吹三教调和，太祖以身兼帝王与教主的双重身份对三教进行改造和利用，以圣人自任，推祟儒教为国教，同时倡导三教合一，运用国家政权和帝王权威对三教进行多方面的改造，使之完全置于专制强权的控制下，沦为政治的奴仆。实有鉴元代之失和拨乱反正之意：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儒家学说确曾充分发挥过它的效能，但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儒学以人本为主，以治国为目的，多伦理说教，而缺乏治心手段，没有一种对人生的最终安顿与终极关怀。因此，三教合一至明代时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三教合一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三教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来宣扬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
朱元璋在他即位的当年便召见名僧，举办大法会，并为各寺院选派住持。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率文武百官参加法会，并专为佛教事宜下达了若干的“圣旨”。他还身体力行地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论文，以期佛法普被而天下治。传统儒学对鬼神之说是持不可知的态度的，对于各种祭祀的强调至多不过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意义。而太祖不仅明确肯定他对鬼神的存在“信之不疑”，而且宣称“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礼宜加崇”，又称故里为“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诏来世?”视孔子亦成为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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