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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骋才逐文的创作追求，认为这会导致文章风格的华靡浮荡，此乃为文之大忌。柳冕在这里实际上从文章风格形成的要素上探讨了如何合乎中和创作旨向的问题。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又云：“为天子大臣，明王道，断国论，不通乎文学者，则陋矣。士君子立于世，升于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则僻矣。然患后世之文放荡浮虚，舛驰于怪迂，其道遂隐，谓宜得明哲之师长，表正其根源，然后教化淳矣。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博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崔元翰进一步将为文之道标树到有利于“明王道，断国论”的高度上，他将熟谙文学之道视为经邦治国之士“立于世，升于朝”的前提条件。这从文学与经世致用的联系上拔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肯定了其体现雅正的特征。
宋元明清几代，我国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的论说相对来说数量较少。但即便如此，仍有纤细的线索在向后承传延展着，这主要体现在杨时、李东阳、王鏊、徐祯卿、冯班、蔡世远等人的论说中。北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侧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哀僻之气，不没于身体。”杨时将汉代以来诗文批评中所常言的“温柔敦厚”原则进一步引入到论文中。他批评苏轼作诗创作旨向不够纯净温良，而流于讥讽玩戏，故其忠君爱民之意不见显露；也批评王安石论事好以气为凭，而少以理服人。杨时提出，为文就是要有助于人的心性的涵养、人格的铸造。作为理学家的他，其对温柔敦厚审美原则的论说明显地显示出浓厚的理学色彩和意味。明代，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云：“馆阁之文，铺典章，裨教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李东阳针对散文的专门之体加以立论，他论断“馆阁之文”应以教化适用为本，在体制面貌和风格特征上呈现出典则雅正、明朗畅达的特征。王鏊《匏翁家藏集序》又云：“文章不难于奇丽，难于醇，难于典则。王鏊在这里实际上也提出了为文要追求典则之风的要求，他并对其难度予以了标树。徐祯卿《与李献吉论文书》则评屈原之作“丽而不淫，哀而不怨，盖无恶焉”；评司马相如之文“靡丽浩荡，不可穷矣，虽绝特之观，非盛世之所见也。”徐祯卿通过论评屈原和司马相如之文，也表达出了对中和典则审美风格特征的推赏，他将“靡丽浩荡”的文风概括为“非盛世之所见”，体现出对“文如其世”之理的认识。清初，冯班《陆敕先玄要斋稿序》评屈原之文，“露才扬己，显君之失，良史以为深讥。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谪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冯班又通过论评屈原之文，对露才扬己、深讥忠愤的创作旨向予以了斥责，体现出对中和审美原则的坚定追求。康熙年问，又有蔡世远编《古文雅正》，其序谓“名日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实以清真雅正为选文标准。”蔡世远也通过选文，表达出了他的典则雅正的文学审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