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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 。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李大钊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李大钊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 “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李大钊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