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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平凹的《高兴》在近年来关于城市化问题进行反思的文学作品中，当属一个独特的存在。不仅因为他的取材视角的独特，更因为在作品中作家对城市和农村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批判一方、侧重一方的层面，而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关于二者之间如何进行对接的层面。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兴》中刘高兴与五富的关系为切入点，来探讨“乡下人进城”这个并不陌生的故事是如何在贾平凹的笔下，在当今社会语境中是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
关键词：五富 城乡 《高兴》 刘高兴 现代化 反思
《高兴》是一个以“破烂族群”及其相关人事为主体展开叙事的文本。以刘高兴、五富等为代表的破烂族群的日常生活是在城市生活中艰难度日的部分进城的乡下人的生动写照。作者贾平凹在书写破烂族群――这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乡下人群体时，并非一味地凸显物质贫困对他们的挤压，而是围绕“乡下人进城”这一动态主题展开叙述，显示出作家贾平凹关于现代化进程问题富有主体性的反思。
刘高兴和五富――一体之两面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以加速发展的步伐迈进。土地资源的急速流失、城乡资源配置的失衡，使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或自觉或被迫地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开始在城市谋求新的出路。贾平凹的《高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刘高兴和五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刘高兴充满文人色彩、对城市抱有乌托邦式幻想，而五富却是个行事大大咧咧、对农村怀有深切情谊的“老”农民的形象。他们二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的乡下人身份。那么，作家设置这样性格、气质完全背离的两个主人公的意图是什么呢?作家以刘高兴的名字命名这部作品是否别有深意呢?
显然，作家花了大量篇幅书写的一个五富不会仅仅作为一个陪衬而存在。终于，笔者在贾平凹的一篇《我和高兴》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在这篇文章中，贾平凹在回忆起刘高兴的原型刘书祯时，写到“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正想到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门就被咚咚敲响”。所以我在想，作家以此为开头回忆起《高兴》的写作动机，是不是也正是在委婉地说明作家设置人物的构想：五富和刘高兴其实是一个人的两个侧面，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的个体形象。贾平凹通过五富和刘高兴这两个依存又对立而非矛盾的形象关注了城镇化中因缺少话语权而几乎销声或仅仅被言说的农民们，丰富了传统对这一群体的认识。
出逃还是归顺――进城之后的困惑
作品中塑造的五富和刘高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个体。五富心系农村，那里有他的老婆孩子，他始终不愿意接受城市文明的同化;而在清风镇无家无业的刘高兴则是一个竭力想要摆脱农村、积极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形象，他内心不屑于与五富、黄八为伍，并且在五富表现出乡下人的粗俗、直率时，刘高兴总是严厉并及时地对其进行制止。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两个形象的极端反差有利于展示出进城的乡下人的类型的多样性。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性格，五富和刘高兴两人却主动建立了一种唇齿相依、不离不弃的关系：五富对刘高兴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刘高兴也坦承“五富最丑，也最俗，我却是搁不下”。与其说五富和刘高兴的亲密关系源自于作者的一种主观臆想，倒不如将二者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五富和刘高兴相当于一个个体面对问题时内心互相矛盾、斗争的两个“小人儿”，他们虽然形态迥异，却不能离开对方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的确，个体怎么能将一个自己同另一个自己相剥离呢?
虽然是一个个体的两个侧面，但刘高兴和五富这两个侧面的关系却是不平衡的。显然，在二人的交往过程中，刘高兴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五富对待刘高兴是一种崇拜的心态，刘高兴也对自己的领导者、决策者的身份习以为常。包括五富最终的结局，从五富日常对高兴的嘱托中，可以看出即便有朝一日客死他乡，五富也是渴望自己的尸体能够回到清风镇入土为安的，但最终五富还是在城市被火化掉了。也就是说，回归乡村的想法终究还是被融入城市的意愿打败了。如果说，相携进城时的刘高兴和五富是一个充满矛盾对立的个体的话，那么两人的城市生活就是一个产生摩擦冲突的过程，这象征着进入城市的个体面对城市和乡村的选择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这种摇摆性类似于《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最终作家用五富的死来象征个体中对乡村的留恋不舍的成分被彻底割断，没有了五富的刘高兴就自动切断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开始了没有退路、一往无前的城市生活。从摇摆不定到一往无前的转变，恰恰是乡下人进城的一个艰难的蜕变的过程。从这种关系设置和情节发展中，包括作品以《高兴》而非《五富》为名的事实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对待城市，作家总体上是一种认同的态度，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不能逆转的潮流。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最终都会被潮流裹挟，成为悲壮的，甚至是无谓的牺牲品，他们唯一的作用是被作为反面教材被历史讲述，被记忆重构。
尴尬的城乡关系
虽然承认城市化进程的不可回避，承认城市文明最终会占领乡村文明的腹地，从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但面对城市的这种强势姿态，作者的态度是有所批判和反思的。
透过《高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作家是痛苦而无奈的。痛苦于乡下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农村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痛苦于城市对农村的拒斥，痛苦于乡下人进城之后的无所适从感。除了痛苦，作家也有自己的无奈――“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从作品的后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作家在对作品进行讲述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因为城市对待农村的粗暴、颐指气使、乡下人生存的艰难，这使得作家看待城市时有了一种文学面对底层叙事时一贯的对于现代文明的失望抵触情绪。
好在作家及时从苦难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作家试图通过乡下人刘高兴对城市的真挚热爱、真心向往来化解自己内心的无奈与挣扎。“作家以平等的姿态走进他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之中，使得小说中的苦难叙事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成为对于人存在的现代性的精神追问。”虽然作家努力让我们看到农村对城市的温情，但显然这种解脱之道是苍白无力的，不具有普适性，也许正是这种解脱之道的苍白无力，才显示出面对不可抵挡的城市化，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农村的无奈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