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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中极少数以城市为背景，反映建国初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一历史过程的城市题材小说，小说将一个为乡土中国所遮蔽的城市重新挖掘出来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想象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在具体文本中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文本于无意识层面表现出的对城市物质生活的恋慕;其次是革命语境中的阶级斗争话语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阉割，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逻辑的两面，小说虽未解决这一内涵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革命/现代”之间的矛盾问题，但却以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为背景将这一问题加以具象化。
关键词：现代性 革命化 《上海的早晨》 恋物倾向 日常生活
上海因其具备城市现代性①的多重表征，在20世纪的前半期成为了整个乡土中国所“瞻仰”和向往的“圣地”。但建国后，城市被当作资本主义万恶之源而受到拒斥，城市题材小说也不受推崇，乡村世界成为众多作家争相表现的主题。《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中极少数以城市为背景，反映建国初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一历史过程的城市题材小说，作品中交织出现的是以徐义德为主角的民族资本家们在面对相继到来的“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的众生相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情节脉络，而作为关键联结人物的汤阿英所代表的无锡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一脉则是作为上海的镜像出现的，从这一城乡互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在处理具体文本细节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遮遮掩掩的恋物癖。《上海的早晨》花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详细过程，此外还加入了陶阿毛这类反革命特务分子这一线索，以此来强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革命化成分。但与此同时，在革命化文本的表层之下，从文本的裂隙中却泄露出与这一强烈的革命化氛围格格不入的无意识内容，作者于有意无意之中流露出了暧昧不明的恋物倾向，这表现为作者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喜爱和向往，此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上海的早晨》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一个颇具特殊性的文本。在城市现代性与阶级斗争的革命性的撕扯中，现代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是游离于革命化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同时在上海的繁华背后却又隐藏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他者”，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他者”之间的角力，这一角力表明了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中隐含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恰恰与小说中隐约可见的恋物倾向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
小说中现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质的堆积性描述呈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对十里洋场奢靡之风“欲拒还迎”的描写。小说第一部的开头便呈现了一幅风景画，把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上海城市空间展现在读者面前，毫无阶级斗争进入的痕迹，直到作者开始叙述出场人物的背景，才逐渐见出其写作意图，革命话语才开始显形。但作者在组织阶级斗争叙事之后，总不忘回过头去描写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其本意是为了引起读者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和反感，将阶级斗争进一步合法化。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对豪华布景事无巨细的客观描述，对资本家衣着用度的渲染，这些都无一不标志出城市生活的现代化以及足具诱惑力的物质生活，作者并未正面对这些描述进行价值判断，往往只是闲写几笔，然后立即又回到政治性问题的讨论之中，而作者正是在这种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悄然地泄露了其对上海现代生活的向往，这是长期处在革命逻辑之中的人们对“现代”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恋慕，从现实层面上看，长期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匮乏是这一恋物倾向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城市表征的是现代化国家的具体物质化形态，所以这种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向往从革命理想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内涵于对现代国家的乌托邦的构想之中的，将中国建设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匹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革命的终极动力，因此这两套看似背离的叙事背后实际上有着相似的情感结构。
有学者指出：“周而复对城市的态度并非如左翼文学那般恐惧或排拒，即使在城市空间被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完全遮蔽城市生活富有诱惑力的欲望形态。”②《上海的早晨》中革命化的城市生活与资本家的欲望化物质生活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一富于张力的情感结构的具体体现。周而复在回忆《上海的早晨》的写作过程时曾说道：“我的构思，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改变，认为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是上海和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我要反映和描写这个根本的变化……这部长篇小说要通过上海的最根本的变化来看全国的最根本的变化，决定了不能只单独写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联系到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是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③周而复在这里明确了其写作目的，以上海为例所投射出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活动，由此上海成为整个中国的镜像，城市作为革命话语中的“他者”在这里被强制地收编进整个现代中国的构想之中，革命语境中的阶级斗争叙事就这样进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场域，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这一镜像只能反映出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活动，却不能包含进乡土中国以及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文本另辟一条线索对农村进行叙述，虽然周而复认为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但是在文本中却只是通过汤阿英以及朱瑞芳这两个人物来体现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在具体叙述农村生活时用的却是另外一副笔调，而这一联系从文本层面来看更像是要将资本家类比于地主，将地主本质化的恶毒与贪婪的品质投射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据此农民与城市无产阶级可以从心理上获得一种阶级认同感，这一阶级认同感不仅强化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为城市生活叙事提供了一种似中国农村革命时期的话语形式。
由于工人阶级成为新政权的领导阶级，因此过去以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市民阶级为主的城市需要获得一种新型空间结构来适应由工人阶级主导的城市生活。在小说中，这样一种城市生活被处理为完全革命化的空间形态，在以工人阶级为主色调的城市中似乎驱除了一切先在于新政权的物质存在，但矛盾在于阶级斗争的最终所指恰恰是对城市既有物质的占有以及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小说中这种新型的城市生活即革命化的城市生活却隐藏了这一矛盾，同时将其移置为对革命宏大叙事的重复。因此小说中新政权所必需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未成功地建立，而是继续作为疏离的“他者”而单独存在，周而复笔下的城市物质生活便依旧以资产阶级的欲望化形态来展现，这也是小说中表现出恋物倾向的叙事逻辑层面上的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所提出：“作为一个革命者，周而复所要表达的本是改造都市的革命诉求;然而由于缺乏内化和有效的艺术转换，所以，上海以繁华和精致为代表的浮华特征却在被批判的形态下悄然显形。”④因此，小说的逻辑构架在基本的革命形态与现代性的诉求在上海这一城市空间中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不同的问题被同时糅杂在同一文本中，使得文本呈现出奇怪的形态，这不仅体现在处理“城市/现代”二者之间关系时，同时在处理“劳/资”“阶级斗争/日常生活”的问题时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