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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

新诗:行进中的寻找和失落

摘要:【内容提要】 从清末黄遵宪提出别创诗界、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口号起,人们就在为新诗寻找路径。及五四新文学运动新诗诞生,新诗就一直处在不断寻找和探索的路上。新时期以来,诗从实用回到审美上来,这是最基本的。但在审美追求下诗的价值取向则因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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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清末黄遵宪提出“别创诗界”、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口号起,人们就在为“新”诗寻找路径。及“五四”新文学运动新诗诞生,新诗就一直处在不断寻找和探索的路上。新时期以来,诗从实用回到审美上来,这是最基本的。但在审美追求下诗的价值取向则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了较大的差异,甚至形成对立。新诗潮张扬人的精神,由“神”的主题转换为“人”的主题,但张扬人性的目的是要实现一个理想,为社会献身的热诚和使命意识非常强烈。到了后新诗潮,则呈现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态势,这是在对“人”的灵魂拷问之后开始的生存困惑中的人生书写,或遁入神话模式,寻觅生命之“根”、存在之“本”,力图展示宇宙本真的秩序,或化入凡俗生活,成为一介“草民”,絮叨身边琐事。与之相谐的是反讽、调侃和“零度抒情”。新诗潮追求华贵高雅的意象和壮美的生命境界,承担启蒙者的角色;后新诗潮的许多诗歌呈现口语化倾向,趋向本色言语,展露“生命的碎片”。前者承继“五四”人文精神,后者则表现出与世界后现代文学潮流的某种接轨。这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加大改革开放节奏,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条件下精神困惑、价值观变异之后的必然现象,也是文化心态之反映。

    进入90年代,潮流意识、潮流特征大大削减,进入“个体化”写作状态,审美追求更显出个人性特征。世纪之交,虽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但都无法涵盖时下诗坛,谁也没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期望效果。时下诗坛大体可以一分为三:一是先锋写作,二是“复辟性”写作,三是中间状态写作。这里所说的“复辟性”写作,是指那些又走回新时期之前的当代诗歌模式的写作。这类诗歌因其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都很陈旧,不具有独立存在价值,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先锋写作诗歌阵营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二是“民间立场写作”诗群。也有一些诗人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号,提出“第三条道路第一次全面彻底地颠覆了流派的传统意义,打破流派泛指的所谓‘共同志趣与审美原则,相同的行为规范与利益均沾'的条条框框,提‘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建设性'等开放式流派概念,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诗歌流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①“第三条道路”论者准确地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诗坛大部分诗人的写作状态,给那些尚处在迷茫困顿状态中的诗歌作者指明了一个事实、一种方向:诗歌的多元化时代已经真正来到。

    20世纪后20年,是中国诗歌演变迅速、变化频繁的20年。不仅诗歌观念嬗变快,形式实验多,而且差异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就其变化来说,大体经历了表现自我、物我同构和原态叙事三个阶段。

    表现自我:是80年代初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朦胧诗人们普遍坚持的一个美学原则。它强调诗歌表现自我主观精神,客体是诗人主体精神的强大证明。这类诗歌强调“自我”,突出生命个体的价值,但仍是以“大我”为“归属”的,诗中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参与意识。在艺术上,以意象的营造和呈现为中心。由于诗歌中“自我”的强大作用,对生活进行变形处理成为一种普遍艺术。如:“走向冬天/在江河冻结的地方/道路开始流动/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孵化出一个个月亮/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北岛《走向冬天》)

    物我同构:在这类诗歌中,自我遁入大宇宙整体秩序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弥合,创作主体与作为写作材料的客体对象之间实现了生命同构。从诗的观照和思维方式上看,是以物观物、物我等观,我亦物也,物皆我心。在这类诗歌中,实现了语言与生命的同构,诗人对生命世界的体验是以“心象”的形态出现在诗中并呈现给读者的。“心象”依然是一种意象,但这类意象的旨意已从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等领域逸出,进入生命和文化层面。心象呈现,说到底还是“我”的精神之衍变,“我”的别一形式(诗根本无法逃离自我)。如海子的《西藏》:“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

    原态叙事:朦胧诗潮的出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学观念,但很快这一观念便又遭到了质疑,一些诗人不满意朦胧诗人的英雄主义和高雅姿态,在中国诗坛发起了又一场“革命”。他们呼唤诗歌回到平常人的生活真实,回到表现对象的原生状态,在艺术上反对意象反对隐喻,使用常态话语,倡导口语化写作,于是80年代中期在我国诗坛出现了以口语化叙事为明显标志的俗生活流诗歌。后来出现的“民间写作”、后口语诗歌及大部分网络诗歌,均可以看作它的后流。这类诗歌有着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其极端一脉彻底颠覆了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和美学原则,故我们把它称之为“反‘诗'之诗”。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等便是属于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诗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反“诗”之诗的两个显著特点:一、变意象的呈现为事件的叙述。呈现多为描写句,而叙述则为陈述句;呈现在跳跃中选择诗意的凝结点,而叙述则是交代过程,罗列现象;意象呈现对语言要进行诗化改造,叙述则多保持语言的常态。二、变意义的发掘为意义的消解。传统诗歌创作讲究小题大作、常题奇作,而后者却是小题小作,大题也小作,努力消解传统诗学所谓的“意义”。从口语诗流到“下半身写作”以及最近引起争议的所谓“梨花体”,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上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