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销魂的三十年,南京信息滨江学院,留言板主人寄语文字
二
现代性不仅指文学的精神、形式，更与文学的生产、出版、等文学有关系。人们在论述中国或20世纪中国文学时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现代文学在文学的运行机制、传播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不同于的变化。如现代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稿费制度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等等。
和古典诗词相比，现代旧体诗词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也有借助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发表、出版旧体诗词的情况。但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旧体诗词，和新文学样式相比，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内，人们旧体诗词的首要目的也不是发表或出版。他们的旧体诗词多写在日记、书信里、甚至写在书报的边角上。许多人写作旧体诗词，只是为了抒遣一时的情怀，作为一种纪念，顶多会在几个好友或知己之间流传。谈到现代旧体诗词与新诗不同之处，王建平说：“诗人们写旧体诗词主要以寄寓个人情怀为基本宗旨。他们创作旧体诗词，或是作为宣泄情感，摆脱苦闷，调节的途径；或是当作自娱、自赏、自珍、自怜、自省、自勉的方式；或是在友人间互相应答唱和，叙旧话别，感叹世事，切磋。因此这些诗词大多不是为发表而作，有些作者甚至不愿将它们公开示众。”现代旧体诗词主要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产物。现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传播主要仍是局限于亲友之间。现代旧体诗词主要是一种私人写作，传播的方式也主要是私人之间的赠答、唱和，具有圈子文学的性质。这一点与占代诗歌的载体常常是书信、画卷、墙壁，主要靠人们的口耳相传相同。
从文学的本体论角度讲，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作用，如自娱、社交等功能仍和古典诗词相同。刘纳指出：“对于受过中国旧式的知识分子来说，写诗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方式和感情方式的一部分。吟诗弄文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何况，写诗不但有明志和自娱的作用，它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交际与应酬的工具，是一种显示才具的手段，也常常成为一种风雅的游戏。”旧体诗词的实用以及消遣功能在现代仍为诗人所看重，这也是他们选用旧体诗词的原因之一。
现代旧体诗词有不少的赠答应酬之作。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鲁迅的大多旧体诗都是为了应酬。现代文人之间的唱和之作也不在少数。翻开大多数现代旧体诗词集，很容易发现为数不少的唱和之作。有时旧体诗词仍然被当作一种别有情调的形式，充作书信或请柬。人们借旧体诗词互致问候、表达思念。这些诗往往被题以“寄某某”等字样。除此之外，各种被冠以“怀”、“悼”、“忆”、“赠”、“咏”等字的旧体诗词以及贺寿、贺婚、悼挽、纪行的旧体诗词更是不在少数。这些非常传统的文体功能背后，是现代文人生活中无法被归入现代性的一面。
现代旧体诗词的运作上，非常传统的结社、雅集等仍然占有相当比重。比如，1920-1930年代南京各大学中师生们有过各种频繁的禊集雅聚活动，在郊游、聚会之时写作旧体诗词。1941年，在延安由林伯渠倡议成立了“怀安诗社”，诗社的成员包括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谢觉哉、吴玉章、陶铸等。他们写作的也主要是旧体诗词。这个诗社的成员解放后相互之问还有唱和、切磋。现代文人聚会时的限题、限韵、分韵、联句等旧体诗词写作、生产方式，更近于古典诗歌，这也是现代旧体诗非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三
在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时，其现代性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同时，它的非现代性也应被注意到，这样才能对现代旧体诗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承认现代旧体诗词传统或非现代的一面，并不会降低对现代旧体诗词价值的认定。我们也不应因为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而否认它在现代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应当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既是现代旧体诗词与其他新文学体裁相比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也恰恰是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
现代旧体诗词有助于现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它为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参照系，可以对新诗的某些偏颇起到制衡与矫正的作用。
对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的认定，不能被作为贬抑现代旧体诗词文学史价值的理由，也不能被当作评判其进步与否的依据。在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的价值和人史问题时，除了关注它的现代性的有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它无法被定性或归入现代性的层面。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更为丰富的一面，而不再仅仅为它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我们不能为了争取现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把它的所有方面都说成现代性的。事实上，现代旧体诗词在文学史上是否有一席之地，一方面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也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有关。旧体诗词不必在新文学史中去争什么地位。在仅仅从时间概念上限定入史范围的综合性文学史以及专门的旧体文学史或旧体诗词史中，我们可以使旧体诗词登堂人室甚至对其大书特书。这一点恐怕是当前争论各派都忽视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如果一方所指的文学史是狭义的新文学史，另一方所指的文学史又是综合性的、新旧兼容的文学史，各人心目中的文学史并不相同，这样的争论意义不会很大。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应否或能否人史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现代性问题不应该成为它是否人史的主要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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