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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形成的。梳理“中国古典舞”几十年间文化建设的脉络，可以聚纷争以合力，化歧见于共识。本文回顾与展望中国古典舞文化建设，从既成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入手，理清脉络，疏通思路，陈述事实，指明本质。
【关 键 词】古典舞/文化建设/学科建设
无论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概念存在着多少歧见，但对于它的发生我们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因此，与其在当下的歧见分争中固执己见，莫如平和地梳理一下“中国古典舞”几十年间文化建设的脉络。以史为鉴，不仅可以知兴替，而且可以明得失，可以聚纷争以合力，化歧见于共识。
一、崔承喜：中国古典舞的整理与中国舞蹈艺术的未来
探讨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建设，为什么要从崔承喜读起?道理倒也简单，因为这是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元老人物且至今老当益壮的李正一先生的提示。新中国建国伊始(1951年)曾在中央戏剧舞蹈研究班师从崔承喜的李正一回忆说：“崔承喜传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种舞蹈动作，而是整理古典戏曲舞蹈艺术遗产的方法。”正如研究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不能不关注李正一，而关注李正一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又不能不涉及崔承喜。就这样，崔承喜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探讨中国古典舞文化建设的视野。
作为一位朝鲜族舞蹈家，崔承喜关注“中国古典剧”(京戏、昆曲)中的舞蹈，其实是基于“要创造新的东方舞蹈”。早在1944年，崔承喜就建立了自己的“东方舞蹈研究所”，就与梅兰芳先生、韩世昌先生等就如何使京戏、昆曲中的舞蹈发扬光大进行切磋。1950年，她更是将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等京、昆表演艺术家对青衣、花旦、小生类舞蹈动作的示范进行记录、分析和整理，并在翌年“舞研班”的开班仪式上进行了展示。
那么，什么是崔承喜传授给我们的“整理古典戏曲舞蹈艺术遗产的方法”呢?这涉及到崔承喜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主张：其一，她认为要创造新的东方舞蹈，必须研究西方欧洲的舞蹈训练，“因为它们是科学的，有理论的”(崔承喜语);其二，她认为在中国古典剧中，有非常丰富优美的舞蹈素材，“以此作为基础创造新的中国舞蹈艺术，一定比西洋芭蕾艺术更好”(崔承喜语);其三，她认为整理中国古典舞的工作，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应着重在摄取古典中最典型的、优美的、英武的，有它独特性的代表动作和舞姿”，第二阶段的工作是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需要新的技术来表现，需先创作新的动作”(崔承喜语)。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中国古典舞”概念的由来，其最初的确切指向就是“中国古典剧”(京戏、昆曲)中的舞蹈;既是“古典剧”中的舞蹈，当然叫“古典舞”再合适不过。其次是“中国古典舞”研究的方法，崔承喜已然强调了芭蕾的科学性和理论化;强调了以芭蕾训练来研究“古典剧”中的舞蹈，将会比西洋芭蕾“更好”(指更科学也更理论)。再次是“中国古典舞”建设的目标，摄取只是手段表现才是目标;目标是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是她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标题——《中国舞蹈艺术的未来》(1951年2月18日)。
二、叶宁：反思“古典剧”的传统和芭蕾舞的“科学”
叶宁并没有师承过崔承喜，但在1954年成立北京舞蹈学校并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教学体系建设之时，叶宁担任中国古典舞教研室的主任。当时在这个教研室工作的李正一、唐满城、孙颖等，都在日后的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叶宁，却因为对与苏联专家一同到来的芭蕾作为重建“中国古典舞”的“科学”参照持有不同看法，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去从事自己的研究。
早在1956年，叶宁就发表了《谈整理研究古典舞蹈中的几个问题》。对于自崔承喜“始作俑”的从“古典剧”中整理研究“古典舞”的做法，叶宁认为：“几百年来，一直活在舞台上、活在人民心目中的戏曲艺术，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典舞蹈最宝贵的凭借和依据。它不仅使人们具体地体会到古典舞蹈的技巧和风格特点，并且由于长期和戏剧结合所取得的经验，给我们研究民族古典舞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我国舞蹈的传统发展来看，舞蹈艺术在戏曲艺术里面，只是它的一个历史阶段。”叶宁还指出：“我国舞蹈的主要传统是‘民间’，‘民间’是源，‘古典’是流。古典传统的产生……是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提炼并吸收外来的舞蹈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传统而被保存下来。”叶宁对“古典剧”传统的反思，其实可视为对崔承喜“方法”的一种深化和拓展。事实上，30年后孙颖重建中国古典舞之时，其主张的上追“汉唐气象”、旁及“野性胡气”，就可视为这一看法的具体化和实际化。
与此同时，叶宁对崔承喜指出的西方舞蹈训练的“科学”也进行了反思，她指出：“舞蹈的表现工具是人体。对于人体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有关重心和平衡的力学、物理学等等，应该具有一定的知识，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强调了用解剖学、物理学的科学观点来分析一个民族舞蹈的技法体系，衡量它是否合乎科学，这根标尺又往往是按着西洋舞蹈来定的，就会产生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她特别说到：“中国舞蹈中的转、转身或翻身，是结合着上身和手的丰富姿态而出现的，转的动力往往依靠转之前的‘起翻’动作;有许多倾斜、扭身的、带翻身的转，身体的腿和重心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因而造成了风格上特有的一种美。”在这里，叶宁强调指出不能简单用物理学、解剖学尺度来衡量民族舞蹈“风格美”的“科学性”。是维持“风格美”并进而探讨其自身的训练规律，还是以所谓“科学性”来改造民族舞蹈的技法体系，这是中国古典舞文化建设由舞蹈的学科建设过渡引发的不得不思考，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