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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而言，“美术馆”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早于中文里“美术馆”一词的创造，而且在中文里还没有“美术馆”这个说法的时候，就有中国人参观了西方的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并把这一新鲜事物介绍给了广大国人。那么，他们用了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美术馆”的涵义?同样使用汉字甚至汉语词汇的近邻日本，在“美术馆”概念总结和词语创造方面对中国有多大影响?中国引进“美术馆”的过程又大致包括了哪些阶段?进入中国大众视野的“美术馆”的本土化程度又有多深?最初出现在中国的“美术馆”和现在有多少相同及差异?从发黄的字里行间开始寻找中国人印象里最早的“美术馆”，从复杂的时局更迭片段中剪辑“美术馆”发展的不同瞬间，“美术馆”隐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身影才能逐渐清晰起来。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比清政府更早开始理解“美术馆”
中国人走进西方的博览会，就像握住了一支万花筒，转一个角度就看到一片新奇。中国近代社会的许多深刻变革和新生事物的种子，正是博览会这支万花筒提供的一种“新奇”，“美术馆”便是其中之一。最初见到“美术馆”的中国人对它的称呼并不统一，带着个人理解的痕迹。
1867年年底应理雅各(James Legge)之邀，王韬辗转香港启程赴欧，回国之后便写下了《漫游随录》，其中有一段话：“英人于画院之外，兼有画阁。四季设画会，大小数百幅，悬挂阁中，任人人而赏玩。入者必予画单，画幅俱列号数，何人所画，价值若干，并已标明。”他一下子说出了“画院”、“画阁”和“画会”，这些词汇都带着浓浓的中国韵味。早期旅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把欧洲的事物与自己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进行对位。其中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画会”指向“美术展览会”，但是“画院”和“画阁”究竟那个更接近于“美术馆”尚难定论。
10年之后，李圭撰写《环游地球新录》的时候，认识方式似乎略有提高，因为他这样写道：“光绪二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国费里地费城仿欧洲赛会例，创设大会。先期布告各国，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以志其开国百年之庆。借以敦好笃谊，奖才励能焉。会建于城西北隅飞莽园内，基广三千五百余亩。圈以木城，为门十七。内建陈物之院五所：一为各物总院，一为机器院，一为绘画石刻院，一为耕种院，一为花果草木院。”他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对“美术馆”进行命名，而是依据自己的见闻和理解，创造了“石刻绘画院”这一词汇。这类新词的诞生就意味着认识上的某种进步：
“各物总院”：所列之物，生成者为各种矿块、珠玉宝石、草木药料、男女骸骨、鸟兽虫鱼之质，以及海底各物，无所不用。人工所成者：古玩、五金器、石器、瓷器、木器、雕刻像、书画、图籍、呢、羽、丝、布，下至草履、竹筐，亦无所不有。某国之物，即用其国式样之屋宇、亭台、橱柜，分类排列，齐整可观。各有公事房，为就近办公之所。
“绘画石刻院”：院在五大院中推为杰出，乃以美石、精铁、玻璃三项建造，坚固无比，计工料费一百五十万元。盖议：会事既葳，诸院屋皆拆，惟此院留传为胜迹也。屋长三百六十五尺，宽二百十尺。中耸一楼，圆若覆钟，高一百五十尺，顶尖立石刻神女像。正门南向，与总院北门相对，仅隔数十武。门前立武士持枪石像—座，约高二丈。两旁有铜铸将帅骑马巨像。登阶十余级，甚宽展。上为游廊，左右皆石像。进门大室一间，深四丈，广六文，石像、铜像，罗列几满。上首石造者，为美开国祖华盛顿；东南隅铜造者，为今德国爵相毕士马。各高丈余。余如天神者、将帅者、仙女者、罗汉者，大大小小，不一而足。或实有其人，或凭空杜撰。又阿非利加黑人像、印度人像、回教人像、红皮土番像，又有男女全体裸露像(下体或遮以树叶，或围以片帛)，合计不下三四十座。再进一室，尤深广，亦无非古今名人像，上有耶苏钉于十字架像，白石者居多。
更进一门，为一横道，四面皆门，曲曲折折，不辨方向。惟有步他人后尘，任其所之矣。门上大书洋文某某国字样，即各国列画处也。其屋或长或方不一式。四壁悬画无空隙，大幅宽至二三丈，长至一二丈，小幅不过方广尺许，皆古今人物、山水树木。合院陈画若干幅，各将所画事故录出，编号印为专书，游人可逐号观览。有一国一室，有一国数室，悉视其来画多寡也。每幅价自数十元至千万元，亦有家藏之件无价值，专送入会考察者。
其中华盛顿像，何止百幅，惟法国所绘乘马像最出神。闻美国有一幅尤妙，惜未见也。其他善本颇多，各国皆有，难以悉载。按泰西绘事所最考究者，阴阳也，深浅也，远近高低也，必处处度量明确方着笔。多以油涂色着布上，亦有用纸者。近视之，笔迹粗乱若涂鸦，颜料多凸起不平。渐远观之，则诚绘水绘声，惟妙惟肖。所绘士女，又以着衣冠者易，赤体者难。盖赤体则皮肉筋骨、肥瘦隐显，在在皆须着意，无丝毫藏拙处。雕刻石像、铸造铜像亦然。此为绘画镂刻家精进工夫，非故作裸体以示不雅观也。院中所藏，皆各国文人手制，等闲工匠不能为。石刻以义大利国尤精，绘画以法、英称最云。
根据书中对各院情况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他命名时逻辑非常清晰。“各物总院”是按国别划分的综合性展览场所，而“石刻绘画院”就是专门展出石刻、绘画等美术作品的场所。
比李圭成书晚一年，黎庶昌在《西洋杂志》(1878年)中留下了一段“巴黎大会纪略”：“地分三大区：中、左、右三楼高耸，而其中亦分三区：左区陈设本国之货物；中区油画、石像；右区为各国货。又次而法，而奥，而俄，而比，而葡，而瑞士而丹，而荷，亦皆油画、石像。”他寥寥数语就讲明了博览会如何分区，并且黎庶昌也像李圭一样给自己所见的美术作品陈列场所起了自创的中文名字：
“巴黎油画院”：数十百年来，西洋争尚油画，而刻板照印之法渐衰。其作画，以各种颜色调橄榄油，涂于薄板上；板宽尺许，有一椭圆长孔，以左手大指贯而钳之。张布于坐前，用毛笔蘸调，画于布上。逼视之粗劣无比，至离寻丈以外，山水、人物，层次分明，莫不毕肖，真有古人所谓绘影绘声之妙。各国皆重此物，往往高楼巨厦，悬挂数千百幅，备人览观摹绘，大者盈二三尺，小者尺许，价贵者动至数千金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