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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处在一个方法不断变革的文化语境中，一件艺术作品历久弥新，不但需要它自身具有艺术价值，也在于能够有不同的解读方法赋予它以丰富的意义差异。这种差异彼此之间不是互相否定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参照，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当然，艺术多元化特征自身性质也决定了这一点。当代艺术史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艺术史分析方法有：形式主义美学分析法、图像学方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法、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和精神分析学方法等等。这些新方法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不过，方法论本身并不具有本体意义，人们是要通过新的方法抵达被遮蔽的艺术本体，揭示艺术本体的深层内涵，从而展示出人本然的处境和存在的意义。
诚然，要洞悉一件艺术品的艺术本体，还需要创作者和观者拥有一定的独创性认识，这依赖于他们的学识和美学修养，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性的观念。此外，观者观赏一件美术作品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解读一件艺术品的重要参照。本文试图借助于一些艺术史分析方法，考察荷兰画家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自画像艺术本体的意义和解读无限的可能。
凡•高，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代表性画家，他从1886年至1890年艺术成熟期自画像作品多达四十几件，这在自画像艺术史上无疑是突出的，同时，也因凡•高对现代艺术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选取这一题材作为参照具有一定的价值。
形式主义分析法
形式主义分析者他们认为，形象出自线条、形态和色彩上观察到的一点，再进一步讲，是出自线条、形态和色彩排列的美学效果。
【图1：《戴草帽的自画像》，木版油画，40.5×32.5cm ，1887年夏于巴黎，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藏。 self-portrait with straw hat，oil on cardboard 40.5×32.5cm paris summer 1887，amsterdam van gogh museum】
如图，是一张凡•高1887年《戴草帽的自画像》，用这种观念来分析凡•高的这幅自画像时，我们就能注意到：整幅画面都是明亮的黄色，纯色面积较大，无论人物和背景，黄色是基本的色调，画家用明确的红色线条勾勒出人像的轮廓，人像旁用粗略且不规则的蓝色短线条交代出背景。即有一定的视觉真实感，又有很强烈的平面效果。凡•高说：“我始终固定一个位置作画，注意掌握画中最本质的东西，然后在轮廓线所限定的每块空白处填满色彩。不管它是否表达了什么，反正是能感觉到的色彩，也是简化了的色彩。”1这段话反映了凡•高对线条和色彩的个性化理解，同时，也传达了他创造的视觉语言的独特特征。画布上生动的描绘，依赖的是凡•高完全个性的、热情的和浓厚的色彩和坚定的线条，画家有力的眼神表达了他创作过程中强烈的自信心。另外，他热衷于自然光的表现，正说明了那个时代画家们对室外阳光真实性表现的探求。
诚然，凡•高自画像本身色彩和线条构成的美学效果就足以有意味深长的感染力。但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应在形式和意味两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图像学分析方法凸现重要。
图像学分析法
图像学方法涉及到内容和主题的含义。研究图像学方法的代表人物帕诺夫斯基认为内容对艺术作品的含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像凡•高的自画像一样，主要取决于作品给人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相比较而言，人们对具象作品的解读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比如，肖像画创作的构思阶段，往往艺术家先接受定件或者寻找模特，然后设计构图和色彩，并在结合模特自身的个性基础上创作出艺术形象。这样创作完成的作品一定体现出艺术家个人化的艺术语言、模特独特的身份和个性或两者兼而有之。后来的鉴赏者和艺术史家据此写下一段段解读的文字和关于创作此件作品的叙事。勿庸置疑，这时的作品就有了更为宽泛的蕴涵，人们能够把它放到整个文化史中讨论，也就是说此时的“凡•高自画像”就有了美学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意味。我们可以在艺术史中寻找有关“自画像”的信息并作此项研究。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不是短小的篇幅所能解决的，需要更深入专门的研究。这里仅以凡•高自画像题材主题为着眼点谈谈形式背后的内容含义。
19世纪后期，活跃于巴黎的革新艺术家们，他们与现实社会是矛盾的，是精神上的孤独者。在印象主义摆脱了对文学、历史、题材和技法的依赖后，也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思想，探索绘画自身独立的价值。“绘画就是绘画，不是历史、文学或者其它什么东西。”等主观思想照亮了这些革新者，也成为现代主义绘画的一支精神源流。此时，社会振荡转型，外国艺术的影响（这里主要指日本浮世绘版画），科技尤其是光科学的进步，社会价值冲突日益显露。这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艺术家们关注和思考。
艺术作品的题材和创作过程需要找到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因而，肖像画这个古老的题材，在印象主义画家手中衰落后，又一次在革新者眼中开启了新的意义，也促成了这些艺术家人格的形成。对伦勃朗伟大肖像画的记忆和对德拉克洛瓦的崇拜在凡•高自发对肖像主题中被唤醒。他知道这是一种回归，因为当时的艺术偏离了人脸的研究。
凡•高这一时期的自画像和荷兰农民肖像画，就是反映了他离开巴黎后正在寻找一种从印象派演化出来但超脱于印象派之上的艺术。因为当时的印象派已无法反映抱负远大、反叛、幻灭的灵魂。他说：“如果印象派画家立即对我的作画方法横加指责，我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滋养我的创作方法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德拉克洛瓦2的思想。我并不力求精确地再现我眼前的一切，我自如而随意地使用色彩是为了有力地表现我自己”3。
另外，对凡•高系列自画像色彩背后涵盖内容的图像学讨论是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限于篇幅，我将另外撰文探讨此问题。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析法
索绪尔4把符号引入语言学研究，引发了语言学研究的革命。他认为，符号是最基本的元素，由物体和其名称或发音的统一体。物体是“所指”（被称呼的），而名称是“能指”（用来称呼的）。所指＋能指＝符号。简言之，被称呼的物体是表述对象，是艺术品固有的物质材料，用来称呼的名称是表述结果，是精神观念。在结构主义者眼中，表述对象和表述结果之间的连接完全是任意的。这方法运用于凡•高自画像时，“self-portrait”的英文单词组成表述对象，是一个符号，符号本身不具有太多的意义，但我们在大脑中形成凡•高自画像的形象时，就会附加上许多其它信息。例如凡•高的贫穷、偏执狂和持久的孤独；尽管一生没有卖掉一幅作品，但对艺术追求宗教般的虔敬。
另外，有些符号学家用发展中的流派和风格的术语解读艺术符号，在这方面，凡•高的自画像反映他受当时新印象主义（点彩派）领军人物修拉和西涅克的影响，在画布上用粗略的色点并置。他的自画像中有几幅是明显在这种技法影响下创作成的。凡•高说：“……他们的点彩法是一个新发现。总之，我非常喜欢他们”。5同时，这种色彩和构图方法的使用也反应了19世纪末印象主义对传统艺术的革新，即从文艺复兴以来追求错觉的视觉效果向艺术平面化方向发展。当然，凡•高在创作这一作品时，并没有赐予这张自画像那么多的含义，是后来的解读者从大的文化和美术史出发附加到作品中的。
解构主义者则持深层怀疑论的思想，他们质疑一切，解构一切，形成相对开放的体系。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创造了“解构”、和“分延”两个关键词，开启了解读艺术作品的其它可能。这种解读方法有点像电脑的病毒，它破坏了正常的解读规则，但又通过寻求不确定性创造了新的意义。在解构主义者眼中，这幅自画像中的人物是凡•高吗？他是画家还是农民？自画像本质上是凡•高自己吗？这些问题凡•高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画了他的自画像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出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们如果历史和客观的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学术并没有对文化艺术作出系统的解释，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美学思想，我们只能在他的论著中找到相关艺术的只言片语。不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艺术作为生产形式”、“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和“艺术是现实主义”等等极大的鼓舞着后来的许多学者，他们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兴衰，演绎出系统的新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它成为当代西方最为强劲的艺术思潮和分析方法之一。用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凡•高自画像进行研究，主要是看凡•高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他的作品和创作。这里的一段话是凡•高1888年9月17日从阿尔写给他弟弟提奥信中的摘录。
“……为了在没有模特的时候可以工作，我买了一面质量相当好的镜子。把自己脸部的颜色画出来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能够把这画好的话，那么我也就能够画出其他男女的脸了。”经济的贫困伴随着凡•高一生，他卖不出一件作品，也常常因为缺钱而买不起画布和颜料，更雇佣不起模特。因此对着镜子自画像成了他锤炼技法、完善个人和寻求精神超越最为有效而廉价的途径。
就画布上凡•高的穿着而言，再简单不过的粗布衣服和极普通的草帽无疑属于贫穷的下层市民，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鲁本斯自画像中宫廷画师非常讲究的精致的服装相媲美。夏皮罗说：“文森特的肖像画，跟劳特累克一样，不是受人委托而画的，是艺术家的自由选择。他们不像过去的肖像画，是为模特而画，画中人有权有势、仪表堂堂，借此来褒扬被画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恰恰相反，凡•高的画中人以其开放的社会特征与前者迥然相异。画中人大部分是最平凡的人物。”6凡•高对着镜子画自己这种肖像画的题材和艺术家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也真实的反映了19世纪末艺术从记载历史走向表现真实自我的功能变化。
总的说来，凡•高的自画像艺术属于现实主义的（从色彩层面上，尽管部分有表现主义的成分。），纵观其成熟期自画像作品也真实的应证了这一点。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因为我从不凭记忆画画。”7，“……没有模特儿我不能画画。”8，“我的注意力已牢牢的固定在实实在在的存在物之上，以至不可能再有愿望和勇气去追求产生于抽象习作的理想了。……我夸张，有时还改变基调；尽管如此，我并未对整幅画作虚假的捏造”9。
精神分析学方法
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为重要和最为艺术史家所重视的方法。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不仅把它从一种精神病理学方法扩展为普通心理学理论，而且还把它从一种医学思想发展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方法。因此，精神分析学涵盖了心理学、宗教、伦理和人类学等等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他们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对文学艺术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达到的深刻程度是迄今为止所有其它方法无法比拟的。1910年弗洛伊德撰文提议，要解读达•芬奇《蒙娜丽莎》需要从艺术家孩提时代记忆的档案为基础。从此，精神分析学就引入了解读艺术作品中。
凡•高的自画像本身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内容，因此心理学家要探求它的深层内涵，必须从他的传记中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凡•高的出生是他父母心灵的慰藉，他取名叫文森特，一年前死于难产的哥哥也叫文森特。弟弟提奥四年后才出生，这个时候凡•高就开始有忧郁症。可能是长期的忧郁而精神受创，或是家庭遗传，或是其它等等原因造成的。“关于他的疾病真正原因不是很确定；最近的医学研究倾向于认为是“癫痫”，而非曾经认为的“精神分裂症”。在病情发作间隙，他还能画画。他最伟大的作品中的几幅就是在发病和恢复那个时期创作的。”10不管怎样说，凡•高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自我封闭和精神忧郁。青少年时代，家庭经济窘困，凡高不得不离开家门谋求合适的职业以便将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先后做过画商、牧师等职业，但是均被辞退。28岁才拿起画板，又因为年龄较大前景不被看好。甚至连长期给他做模特的妓女都拒绝了他一起建立家庭的愿望。1888年，凡•高主动邀请高更来阿尔一起写生，但是执拗的凡•高因为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与高更大动干戈，这可贵而“罕见”的友谊在高更的愤然离去中撕裂，凡•高也因此割下自己的耳垂以示愧疚。但撕裂的友谊无法弥合，凡•高更加孤独，可能也是他这一时期艺术最为伟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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