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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着重探讨“民间”理念与中国小说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在当代的流变 与具体表现形态。一、“民间”一词的由来与演变，古典小说的三个重要的民间特征： 江湖空间或市井生活场景、的民间化、依循消费规律的文本特征；二、民间理念的 当代的演变过程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被放大的原因和寓意；三、当代小说中所呈现的三 种民间形态：“城市民间”，这是与古典小说美学传统有密切关系的一种；“乡村 民间”，这是20世纪中独有但又屡屡受到主流修改的一种；“大地民间”，这是受 到现代西方影响而出现在当代的特有现象。
【关 键 词】民间理念/当代/美学形态/“城市民间”/“乡村民间”/“大地民间”
【 正 文】
关于当代小说的民间性、民间走向、潜在的民间因素，许多学者特别是沪上的批评家 ，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论述。但我以为关于这一概念的传统，其在当代的流变，特 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不同美学形态的表现，仍有值得梳理、区分与探讨之处，本 文即试图对以上几个问题作一些粗略的探究。
一、小说艺术的“民间”传统
作为文学或美学概念，“民间”一词大约始出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序山歌》。在 此篇短文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同主流文学、文人相分野的“民间”说：“书契 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 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惟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 轻，歌者之心亦愈浅。”在这里，“民间”作为一个文学空间、一种艺术风尚、一种美 学风范与格调的概念，已经十分清晰。它是文学最早的范本，是一切文人写作的源头。 但随着文人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发育，这个源头反而受到了漠视，渐渐被遗忘和排挤在“ 正统”文学之外，乃变成了“山野之歌”。然而这些“民间性情之响”的山歌，却有着 “荐绅学士”的文学所没有的可贵之处——它们的歌者都是“歌之权”很轻的山野之人 ，因为与权力的写作相去甚远，其写作的和写作的内容就看上去“愈浅”，然而， 浅则浅矣，“情真而不可废也”，因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冯梦龙推崇这种“ 不屑假”的文学，便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白话小说，因此方有对开创中国小说传统具 有重要意义的《三言》，《三言》无论是文化立场还是其美学趣味都是“民间”的，也 正是因为其民间性与“非官方”、“非主流”的性质，它们才特别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
尽管“民间”一词的出现晚至明代，但小说从它的诞生时起，就注定了它的“边缘” 性民间基质。“小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笔下时，就表达了说话人对它的轻蔑：“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注：《庄子·外物》。)“小说”在这里显然是 指小人物的道理，离真正的“大道”哲思远矣的世俗言谈。东汉史家班固在其《汉书· 艺文志》中列出了“小说”一类文体，并专就“小说家”的概念作了阐述，“小说家者 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 不忘。”他还引用的话加以补充说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 君子弗为也。”(注：《论语·子张》。)下层的官吏所记载整理的那些“闾里小知”、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就成了“小说”。“小说”多陷于奇谈怪论、荒诞不经之事， 所以“君子弗为也”。“小说家”只是一些小人物，因为需要基本的文化水平，所以才 由“稗官”来充当。
明代是中国小说走向成熟的时期，不只《三言》、《二拍》等整理自民间的话本与拟 话本小说，而且在同样基础上还诞生了成熟的长篇小说，诞生了所谓“四大奇书”《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历史、游侠、世情、神魔，中国小 说的几大传统都已因之发育成熟。这些长篇小说虽属文人创作，但无疑是在融入了大量 来自民间的文化与艺术因素的基础之上诞生的，体现了浓厚的民间精神与价值取向 。
总体上看，传统小说的民间基质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江湖”空间或市井的生活场景。与诗歌和“文章”一直以主流道德与崇高理念 为书写对象不同，小说多描写的是“绿林盗匪”的传奇和“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景观 。啸聚山林、寄身水泊、“飘蓬江海漫嗟吁”的《水浒》英雄当然是托身民间的，它最 完整地勾画了一幅江湖民间、及其特殊的“江湖意识形态”的图画；《金瓶梅》写 的完全是市民生活的场景，它可以说是在《水浒传》故事的主干上旁枝斜出的分支，在 市民趣味的支配下又被“演义”和“演绎”而成的，这充分反映了一般受众对世俗生活 内容的兴趣。应该说“市井”和“江湖”正是在这两部小说中，成为了两个典范的文化 和美学概念，也成了最重要的民间文化范畴，它们都是相对于“庙堂”社会的民间世界 的典范符码。事实上，如果说《金瓶梅》这部小说是有重要意义的话，那它的意义远不 在于它对明代末叶社会生活的所谓反映与批判，而在于它对市民生活情趣的生动细腻的 表现，并由此标立了一种与主流教化式的写作完全不同的、娱乐性和市民式的写作立场 与叙事方式。
二是道德的民间化。“庙堂”的基本道德尺度是“忠”；而“江湖”的基本道德尺度 则是“义”，“义”是民间的，“忠”则是主流的，“忠”表达的是“垂直”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的统治者道德，而“义”表达的则是“平行”的平等的“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的民间道德。《水浒传》之所以受人喜爱，主要是由于读者在阅读中， 从民间的非正统道德那里获得了一次极大的精神解放，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民间意识形态 的力量，以“义”的名义，赋予了这些绿林好汉的杀人越货、“抡着两把板斧只管砍过 去”的性格与行为以特殊的“合法性”，因为他们是讲义气的，所以杀人就有了特殊的 理由，就成了英雄之举。普通人从这里找到了一种对抗于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强权 与暴政的力量，所以就不仅合法，还合情理。在《三国演义》这部比较“主流”的小说 里，作者也有效地使用了民间道德对“扬刘抑曹”的正统道德进行补充和消解，“是非 成败转头空”的慨叹，使另一种“人本”的民间历史观得以确立。“秋月春风”，“江 渚渔樵”，不以成败论英雄，惟剩人生感慨，岁月沧桑，这是一种典范的“中立”式的 “中性”的民间历史意识。同时作者还刻意强化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江湖性质，淡化 君臣主仆的关系，突出手足兄弟的义气，这显然是为了强化其民间道德与美学倾向，以 照顾一般受众的阅读趣味。
民间道德的内涵是复杂多样的，这在话本小说中有丰富的表现。正像有人所概括的，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忠奸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歌 颂了不肯屈辱而生的宁折勿弯精神。《灌园叟晚逢仙女》写的是善良和贪婪之间的对立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谴责了富贵忘旧的丑恶灵魂……”(注：缪咏禾：《“三言” “两拍”和＜今古奇观＞》，《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所谓忠奸对立、善恶报应、富贵忘旧、见利忘义、富贵无常、祸福轮回等等，都是民 间最常见和最典范的道德评判模式。而大量的古典小说所依托的教化思想、其道德合法 性的获得都是源于这些基本模式。
三是故事性与传奇性因素，即遵循消费规律的“好看”原则。这既是小说兴盛于明代 萌芽时期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同时也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因为中国小说的早期 原型正是魏晋时期倡兴的“志怪”文体——曾为孔子所不齿的“怪力乱神”一类的奇想 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