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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香港和海外华人对于、文艺学的研究范围甚广，对美的探索已被放在主要地位。本文评说台港美学有关艺术美的种种探求，例如艺术美是什么，艺术美的特点，的功能，中国艺术精神的特质等等。
数十年来，许多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如徐复观、姚一苇、王梦鸥、刘文谭、叶维廉、刘若愚、夏志清、叶嘉莹、袁鹤翔、黄维梁等人，他们在美与艺术的领域里不断辛勤地耕耘着，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实为可钦、可佩。然而，由于的原因，他们所作的努力却鲜为大陆所知。近十年来，随着文化交往的扩大，我们陆续看到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文学者的许多美学、文艺学著作，深受启发，感受颇多，忍不住动起笔来，略加评述。
台港及海外华人美学的研究课题主要着重于这几个方面：一是对美与艺术的研究，文潭的《现代美学》、王梦鸥的《文艺美学》、姚一苇的《美的范畴》、《艺术的奥秘》等等；二是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思想的研究，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等；三是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如叶维廉的《比较诗学》、《饮之太和》，黄维梁的《中国诗学纵横谈》等等。多数论著在注重研究文艺的问
题时，能贯通中西来探讨美与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试图运用现代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这也是他们美学研究的特色所在。这里，我们拟作一些综合的考察。
美学主要研究什么？美学研究的目的、意义、价值何在？这是美学中至今尚无定论的重大问题。一般以为美学的目的和内容仅在认识美。对此，姚一苇鲜明地指出：“我以为吾人学习美学的目的，不只是对美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美，或者说如何增益美的创造的能力。在此前提之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自艺术品入手。”①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美学论著大多是以研究艺术为中心。如刘文潭的《现代美学》就是研究、分析现代西方美学中的多种艺术观和，探讨、解决艺术中的审美问题。王梦鸥在《文艺美学》中也说：“文学与非文学之辨，甚重要处即在于审美目的之有无。”美学研究的范围可以是宽广的，它包括现实美与艺术美，美感经验与审美客体，美的现象与美的本质，审美关系与审美中介等等。但艺术则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或主要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人类中的美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艺术无疑是美的集中形态，其二，人在现实生活、劳动实践与科学实践中都可产生审美体验、审美感受和审美活动，但艺术无疑是人类审美体验、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及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其三，如果说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概念的合规定性、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统一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艺术无疑是集中体现了这种夫系。把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大致符合美学史发展的实际。
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恳而未决的课题。在对艺术本质的探索中，美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姚一苇认为艺术品系人类的创造品，因此必定表观为人类的精神价值，形成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环节；而艺术总系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必定体现特定的社会和时代的意义。因此，从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观点出发去论断艺术是很有必要的。艺术品又总是同艺术家自身的性格、教养及不同的生理条件和状态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可以从心、生理学的角度对艺术作探索。但是艺术品一旦成立，便成为审美的客体，而对“审美客体所作的论断，正是美学的研究范围”。②也即是说美学对艺术的研究不同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艺术的研究，它百先把之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研究，也即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必定旨先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
那么什么是艺术的审美价值呢？这正是美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刘文谭认为现存的各派美学理论，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种能够作出单独包揽的解答。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限于一家之言，囿于一祭之见，应当集众说之长，去众说之短。而多种美学理论并不都互相排斥，可以相辅共成。艺术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因而对艺术的分析、批评也应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对此，刘文潭认为就有必要言先认清各派学说的真面目，掌握各派学说的真精神，从而寻求一条通达艺术王国的途径。他的《现代美学》就是遵循这个原则通过对现代西方美学的诸种理论、观点的分析、批判，来探讨艺术的审美价值。
刘文潭把艺术分为艺术的创造过程、艺术品和艺术欣赏与优评三个环节，然后逐步加以分析。首先，他提出艺术创造因何而未？人为什么要创造艺术？这个问题的揭示无疑同“艺术是什么”是有本质联系的。从美学史上看对这个问题也有多种看法。一种看法即认为艺术创造在于游戏。刘文潭认为追溯根源，游戏说乃是康德最早提出来的，而席勒可以说是持游戏说的重要代表，即认为艺术乃是趣味加诸游戏之想象活动的形式，而过剩的精力乃是游戏与艺术之共同的根源。刘文潭提到德国的艺术史家朗格（K.Lang）更是主张：游戏是孩提时代的艺术，而艺术是形式成熟的艺术。刘文潭则不以为然：艺术虽带有游成性，但艺术绝不止于游戏。这是因为尽管游戏与艺术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即都可以是一定的群体性与社会性活动，但艺术则更多地表现出艺术家个体的人格和理想，而游戏者这种个性与理想，多半没入游戏中共同的群体性与社会性之中。
因此，艺术必定“具有高度之特殊化的内容，它常是自艺术家之个人问题或生动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所以从艺术之中，我们才能够获得洞悉具体之人性与人生价值的慧见。这对游戏而言，则不兔是奢求了。”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艺术是在制造美的事物，艺术创造在于给人以美感。这里，刘文潭特别分析了桑塔耶那的观点。在桑塔耶那看来，“美乃是客观化的快感”，但并非所有的快感都是美，只有当知觉过程本身带有快感，即对于外物知觉和外物所引起的快感无从区分，莫辨根由的情况下，于是我们仿佛觉得美与快感即为对象所本有的一种性质了。但刘文潭认为，如果艺术即在于制造这种美的快感，就不免要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了，因为姑且撇开悲剧不谈，仍有许多艺术作品并不给人带来美的快感，甚或是反美为丑、惨不忍睹，如罗丹的《老妓》、戈耶的《五月三日的屠杀》等等。艺术家为何要一反常情处心积虑地舍美而就丑、弃乐而取悲，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却说明创造在于制造美的快感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接着刘文潭又分析了艺术创造中的情感说、表现说与欲望说，一方面肯定了它们与艺术创造的某种联系，但也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片面性。比如持欲望说的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造完全是艺术家的白日作梦，是潜意识中的“里比多”所致，这未免以偏概全。刘文潭认为许多写实的作品或自然主义的作品，井非出于艺术家的梦想或“里比多”。对此，同是持欲望说的荣格则认为，自心理学的观点探讨艺术，不外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要解释艺术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在揭发那促使个人从事艺术创作的因素。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要分析的乃是确定的具体艺术活动的成就，后者要分析的则是富有生气与创造力之独特的人格。于是，荣格主张：我们不能以艺术品解释艺术家，也不能以艺术家解释艺术品。荣格把艺术创作的方式分两种，即心理学式的艺术创作（The
psycological mode of artistl ccreation）与幻想式的④艺术创作（The visionary mode of artistic crea tion）。
后类创作显出陌生而冷冰，邪恶而怪诞，它超出人类理解范围，乃是潜在人心深处之奇怪的东西。和弗洛伊德之强调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