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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资源—体制”框架的可行性分析【 作 者 】彭勃/金柱演
【作者简介】彭勃 金柱演〔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 正 文 】
在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资源和治理体制是
两个核心的因素，在国家治理形式和乡村组织体制的变迁过程中起了持久的重要作用。
据此本文假定，“资源—体制”的框架是分析中国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公道工具。这
一框架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资源的需求是国家参与乡村社会的主要动
机；2、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状况，是决定乡村社会体制选择及其运转的主要因素。以下
结合国家与乡村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论证假定框架的公道性和可行性。
一、资源需求和国家的进退
在漫长的传统时代，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是相对静止的。所谓“超稳定结
构”是这种延续数千年状态的最好概括。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将此模式推至极端。此间
，中国固然没有社会结构的革新，但存在若干的王朝更替，以及同一朝代的兴衰，而这
些正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具体演变。一般情况是，在王朝强大时期，国家会自然地
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例如汉代壮盛时期，由乡村领袖担当基层的政府职务，以达到
国家控制乡村的目的。（注：见马可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第112页，洪天富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与此相对应，王室衰微和朝代崩溃前夕，则表现为国家对
乡村基层的失控。
在一般的历史时期中，国家都倾向于尽可能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原因很明显，
严密控制不仅可以保证长治久安，维持国家和乡村社会间的资源活动模式，同时，严密
的控制可以使国家加强对乡村税收的治理，更加充分地从乡村提取国家政治运作所需的
经济资源。独裁国家在正常时期是如此，在一些非常时期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特征。如宋
代王安石变法，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宋朝国家相对软弱，北方游牧民族威胁频繁。因此加
强国家的军队建设，就成为国家生存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般水平的资源拥有
数目不能满足需要，必须改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一贯模式，加大乡村资源的提取。王安
石变法期间，国家参与指导和协助乡村农业的发展，并以货币税代替传统的实物税和徭
役，希看籍此扩大资源提取。（注：见马可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第92-93页，洪天
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同时，国家的参与还表现在它改变一贯的消极行
为模式，不仅涉及贸易领域，还希看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目的。（注：见黄仁宇著《中国
大历史》，第128-1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
可以看出，在整个传统时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大格式下，也发生了一
些暂时的局部性的调整，这些“微调”现象在资源的背景下均可得到解释。在国力强大
、资源充足的壮盛期，国家一般有资源能力，也有爱好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当国力
衰微、资源窘迫时，也会迫使国家对乡村采取放任的态度。而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有名的
国家改革措施中，国家权力参与乡村社会，其背后的资源动机就更加强烈和明显。
清朝自中期以后日渐衰落，清末则更显现出历朝历代崩溃前的共同征兆。但应该指
出，此时中国所产生的题目，如人口激增的压力、疆域扩大和经济生活复杂化、农业经
济的商品化，以及社会构成的分化等等加在一起，使此时中国面临的困境，已经不是满
清朝廷自己的题目，而是缘于整个传统时代已经碰到致命的挑战。中国此时站在两个时
代的交接点上，因此说，这是一个“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
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
的模式重建起来。”（注：见（美）孔飞力(philip.a.kuhn)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