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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托产业办学的历史回顾
职业教育素有依托产业办学的优良传统，近代中国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求强举措。自19世纪6O年代起，相继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以灌输封建道德、培养仕宦人才为宗旨的旧式教育，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批传授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新式学堂破茧而出，具有代表性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其中，上海广方言馆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天津电报学堂隶属于大清电报总局。上述史实表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以兴办职业教育为发端，职业教育以依托产业而发轫。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职业教育不仅在办学实践上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而且在教育理念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中国职教界，素有“南张北周”之说。张謇的“一艺之末，学必有师”理念：周学熙的“T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以及“T学并举”“教学做合一”等主张都对现当代职业教育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黄炎培先生对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足以彪炳千秋的贡献。他将职业教育要依托产业办学升华为职业教育社会化的理念，主张办职业学校“必须尽量和当地同类工厂密切联系，凡教师、课程、设备、实习种种问题，都宜在厂校合作之下解决”。他还主张，“要办职业学校，当先办工场，欲办工校，先办工场，这话很是。不过就现成工场附设工业教育，也是很可以的”。显然，职业教育“须向职业社会里边去设施”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极为可贵的引领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即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应发展学前教育”。至1956年，与1949年相比中等专业学校由561所增至755所，增幅34.58%;技工学校由3所增至212所，增幅69倍。中专在校生由7.71万人增至53.85万人，增长597%;技校生由0.27万人增至l1.09万人，增长40倍;企业办训练班和学徒制培养了50万人(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党的教育方针增加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字。同年5月，刘少奇主席在视察天津之后，于5月3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全日制的工厂、机关劳动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并认为“这是采取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半工半读制度首先以天津为试点，迅速推广至全国。至1965年，全国半工(农)半读学校已发展到6.16万所，在校生443.3万人。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和依托行业、企业办学的教育机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也为职业教育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依托产业办学的当前困惑
近一段时期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职业教育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截至2009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2179万人;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280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47.12%和45.29%，双双达到接近50%的水准。然而，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在依托产业办学方面问题尤多，主要表现为：
1.行业办学的势头日渐式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较少份额，其余都是私企和外企。长期承担行(企)业办学的主体一直是国有企业，大部分国企都同附设的教育机构实行了剥离，少数勉强维系的也属有名无实。多数私企还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外企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赢利为目的。再加上多数私企和外企属于“代工厂”性质，他们大量需要的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因而他们(包括部分国企)更愿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买方。上述状况就催生了两个困境。一是政府陷入困境。原本多元化的办学主体由于行(企)业的缺位，已经演化为政府办学的一元化主体，而囿于财政因素政府又因教育投入不足而不断遭到质疑。二是学校陷入困境。因为失去了行(企)业的支撑，学校难以将教学内容与行(企)业实际要求相契合，也难以对用工市场的用人规格和知能结构需求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从而只能处于被责难的尴尬境地。
2.校企合作的道路举步维艰。曾几何时，部分职业院校受普通院校争相创办“世界一流”院校或“研究型大学”的启示，偏于热衷规模扩展，结果却导致硬实力不断强化，软实力却持续弱化。待到走了一圈弯路之后，才发现原来“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固有优势，再加上此时教育主管部门又一再号召职业院校实行“产教结合”，于是各院校纷纷跟进。鉴于前述因素，校企合作长期处于院校一头热、企业一头冷的状态，尽管一些院校拿到了同某行(企)业合作办学的协议书，但由于双方欠缺实质性的共同利益诉求，因而缺乏真正的合作办学行为，即使在文本上罗列了数条合作项目，也难以切实履行。
3.教育政策的导向尚存偏失。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其一，盲目并校和无序更名积重难返。在“做大做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将数所职业院校合并起来，一些院校把本来极具行业特征的校名变更为宽泛而含混的校名。这势必造成千校一面、大而不专，原本极为浓郁的行业特色逐渐消亡。其二，企业介入教育难，教师赴企业难。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多次倡导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专)职教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设置了多重门槛和歧视政策。虽然三令五申，规定职业院校教师每年要到企业实践学习两个月，但要么是无企业可以接纳，要么是教师因教学任务过重而分身乏术。其三，学校实训基地难以替代企业生产实习。近年来，许多地方都设立院校独立设置的或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实训基地。因为这种“仿真”脱离了真实的职业精神氛围和科技研发情境，所以无论实训设备如何先进，与生产一线相比总有相对差距。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相比总有实质差别。因而，这种实训基地不宜过度提倡，更不能用来替代去企业实习。行业办学或校企合作的必要性自不待言，行(企)业也未必没有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探索新时期行业办学与校企合作的新途径，确实是应当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三、探索校企一体化办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