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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网络文化交往中，文化商品的泛滥、文化权力的滥用，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为此，要加强网络文化交流中的风险预警，制定网络文化冲突中的攻防策略，重视无形较量，灵活运用信息进攻与信息防御两种战术，不断提高国家信息攻防能力。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国家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卫对策
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它居于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当前，随着网络化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涵的传统安全观日益显露出狭隘之处，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网络化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网络化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并科学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安全风险，必须借鉴和采用一种新的非传统的安全分析视角。
一、网络空间中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双重风险
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是一种综合安全，其军事性、政治性因素相对减少，而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因素日益增多，国家安全的范围显著扩大。而在包括人口膨胀、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恐怖主义等诸问题的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地位日渐上升。
以往，强国对弱国的文化侵略而导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关系的紧张，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中心问题。而在网络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文化进步幅度明显加大，由此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它广泛地包括：国际文化规范与国内文化规范的冲突;人权观念下的多重标准;强势文化的入侵对本土文化的威胁;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冲击，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与文化现代化有关，也受到文化全球化的推动，在网络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发酵、扩大。
首先，网络文化交流中文化商品的泛滥，导致西方文化理念蔓延，使得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威胁。当前，文化产品日益普遍地成为网络消费商品。当它们经由特殊的商业包装在网络中得以展示和销售时，其背后不可避免带有的生产地和生产方的意识形态价值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散机会。对于消费者而言，文化产品在成为其消费商品之前必然经过文化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意识形态被接受程度的影响。在传统的文化市场条件下，文化商品的输入是由我国政府的目的性选择与公民的自主选择共同决定的。通常的规律是，文化产品的输入首先由政府文化机构进行宏观把握，即对文化商品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知识产权归属、意识形态取向等进行综合考察，只有那些通过考察并得到许可的文化商品才得以输入国内市场，再由消费者进行自主选择。然而，在网络文化市场中，由于网络流通渠道四通八达，我国政府的网络监管与审核又相对滞后，使得文化商品向网络的输入十分宽松。许多网络文化商品是由不同组织、团体，根据不同的经济目的、学术交流目的及其他商业目的，从不同渠道输入的，也有相当多的文化商品是在境外服务器的支持下直接向境内输送的。这就使得网络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难以把握。
在国家力量介入不足的情况下，广大网民似乎享有了更为充分的文化自主权，他们表面上享受着在网络文化街、虚拟文化店铺中尽情游览、消费的自由，实则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漩涡。在这种网络消费潮流中，自主的消费者一旦被某种文化商品吸引，就可能被其所携带的价值观征服。当自主的主体变为消费的主体时，如果其选择的网络消费商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抵触或敌对的，那么其政治自主性就会在文化消费中不知不觉地丧失。可见，与以往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交锋相比，网络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渗透更自由、更隐蔽，大大加剧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风险。从网络文化领域的诸多变动中可以发现，网络时代的来临迎来了世界文化格局重组的历史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参与者都能从中获利。我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网络化进程中文化趋同化的本质，是向西方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同，是向西方价值观念、西方文化理念和西方生活方式的趋同。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因而，在网络市场条件下，公民的文化自主权与国家的文化管理权缺一不可。一方面，公民作为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文化生活方式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进行目的性选择的责任。而且，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责任更为艰巨，它应该通过有效的文化选择来有效维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网络文化冲突中文化权力的滥用，导致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蔓延，使得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威胁。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卡尔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知识界，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固定的观点和价值才真正受到彻底的批判。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可能有足够的敏锐去发现所有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1]知识分子对历史观点和价值的批判建构了一种文化权力，它有助于揭示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文化权力的正当行使是意识形态安全的保证。而文化权力的滥用则会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跨区域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文化交往中，由文化差异或文化利益引发的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化冲突中，如果双方能够正当行使其文化权力，承认各自平等的地位，遵守共同的文化秩序，那么尽管会有各自文化地位的上下波动，但双方在这种正常的文化交往中均会获得各自的文化收益，这将成为促进文化交往持续下去的基本动力。如果其中一方不能正当行使其文化权力，就会形成非正常的文化竞争，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由于网络文化交往是以文化普遍性为基础进行的，因而网络文化权力的滥用不仅可能发生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和不同国度内，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国度之间，其新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暴力。
加尔顿认为，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文化暴力正取代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侵略方式。“文化是一系列的象征领域，它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逻辑学、数学等，这些都是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进行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加尔顿认为，文化暴力发端于文化的象征功能，即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逻辑学、数学等文化形式，在履行某种具体的文化职能的同时，渗透了西方文化价值观，为其进行着阐释和辩护。文化暴力分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直接的文化暴力往往与经济暴力、政治暴力相伴发生。而在网络空间中，文化权力的滥用则容易导致结构性暴力，加剧文化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