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网,王勃的资料,分手擂台 阴阳眼
[论文关键词]王小波 文化批判 科学 民主 自由
[论文摘要]王小波的杂文始终以理性的态度，批评传统文化弊端，倡导科学、民主和自由，显示出知识分子可贵的自醒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1997年4月11日凌晨，年仅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而碎死。正值创作高峰的他和当代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留给读者的只是无尽的惋惜和怀念。小波是一位颇有争议的自由作者，他生前的许多小说在国内无法发表，却有多部作品在海外获得大奖。直至花城出版社鼓起勇气准备正式出版他的时代三步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时，他却又匆匆告别了人世。而作为杂文家，王小波为世人所知还是其去世前后一两年的事。生前，他的杂文零星地出现在大陆的《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在其身后，则先后有《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三部杂文随笔集间世。尽管作者本人生前曾经说过，若拿小说和杂文相比，他对自己的小说更为看重，然而客观的事实是，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的传播，小波的杂文以深邃独特的思想和幽默辛辣的语言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关于王小波的话题广为传播，许多读者和网络写手甚至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荣，至于“军代表”、“道德教师”和“特立独行的猪”之类源自王小波杂文的网名更是数不胜数。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少部分人文学者(如李慎之)认为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外，文化界大多数人士对王小波及其作品依然保持着沉默。主流文化的暖昧态度和互联网(民间的)上的狂欢景象形成明显的对比。不过近两年来，却有一些学者专家(如王晓华博士)站出来对王小波及其作品予以批评。综而述之，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伤害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的作品过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却忽略了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人民大众。然而，事实上，凡是认真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批评对于王小波而言，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在王小波逝世7周年之际，本文拟以他的杂文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内容和主题思想进行深人分析和解读，以期达到公正评价王小波及其作品价值之目的。
无庸讳言，王小波首先是一位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这一点从他的众多杂文作品中不难看出。王小波杂文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便是他的作品很少像时下常见的许多杂文作品那样，直接就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某种现象进行讨论和批评，而是更多地将笔锋指向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对其负面和劣性予以深刻的解剖和批判，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理性思考特色。如在读者中引起广泛争议的《知识分子的不幸》、(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等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就是作者针对知识界颇为流行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论调有感而发的。作者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论调实质上是本世纪初以来就根植于国人心中的救世情结的翻版。早在几十年前，梁启超便乐观地预言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时代我们也曾有过“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在王小波看来，这些都只是一种典型的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而已。王小波借用李敖的话对这种盲目乐观、自说自语的瞎浪漫作了辛辣的讽刺，认为他们无异于是在“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很显然，王小波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那种自我陶醉、夜郎自大、抱守残缺、沉醉于浪漫的空想而不能自拔的“阿Q”式心态。为了回敬那些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王小波还写了《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等系列杂文予以反击。比如，他拿老百姓常说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作比喻，尖锐地指出“儒学的罐子里”同样“长不出现代国家”。他还说:“大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也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又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回顾起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这些文字教人立刻想起鲁迅对杂文这一文体定义性的赞许:“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分明饱含着战斗的热意。
表面上看来，王小波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激烈批评，仿佛是一种失去理性的“极端主义”，实际上，这种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勇气恰恰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大爱。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王小波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人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磐”的需要，那么就不用再担心所谓的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一个以中庸闻名的国度来说，这种特立独行的“异质”注定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从这一点来讲，在对中国文化、国民心态的批判与解剖方面，王小波是当代杂文作者中真正追随着鲁迅、继承了鲁迅的一位。这也正是他的杂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王小波的杂文，我们确实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王小波经常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批评的靶子。不过，这显然和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以及出国留学、回国任教、辞去公职专事写作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指责王小波丧失了“平民立场”。他之所以经常以“知识分子”为言说对象，只不过是他对中外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着更深切的体悟罢了。其实，王小波关注的是所有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他自己甘愿做“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是明证。同时，正是由于上述经历，使王小波不仅能从自己身处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出发对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作纵向比照，而且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心态，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我们的现实、历史与传统文化加以横向观照和理性批评。如在杂文《我看文化热》中，作者就指出: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文学者就会朝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经常是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即使是关于道德方面的讨论，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因为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作为底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在现实中国里，道德激情有余而知识理性不足的人恰恰并不在少数。在他的另一篇杂文《论战与道德》里，针对前些年一些文人学者偏激地批评“文人下海”是“堕落”和“厚颜无耻”的说法，小波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在商业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惟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在小波看来，这简直“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因为这样危险地赌来赌去，最终的奖品不过“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显然，小波对中国文化界千百年来“道德至上”的偏见深恶痛绝。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如罗素所说的那样:追求“参差多态”的幸福和“思想”的乐趣，因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1](P19)，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王小波杂文突出的是对科学的宣传。我们在解读王小波的杂文时便会发现，在他的以讽刺和解构为主的“假正经”话语体系中，科学是极少数被赋予正面意义的言说对象之一。王小波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和尊重理性上。
他以科学的“讲理”来对抗思想流氓的“不讲理”，以科学的本真来衡量“哲人王”(以哲学来“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的狂妄。他的《科学的美好》、《生命科学与骗术》等系列杂文，就是以我们所缺乏的科学素质来反思孔孟儒教之弊的。如在《科学的美好》一文中，王小波就引用他的老师许悼云教授的话说:“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i1](215) n。实际上，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也是王小波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和忧虑。而宣传科学理性应恰恰可以克制这种隐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小波对科学的提倡同样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善意。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极度缺乏科学理性这一维。而在缺乏科学理性的地方，被我们称为迷信的东西就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五十年代的***运动和当今***邪教的出现都是科学理性缺乏所导致的疯狂，这些现象都代表了反科学的倾向与危害。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科学在王小波的笔下并不是多么的高深莫测，而是生活的、实践的、有趣的学问。如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就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对大炼钢铁时期的种种荒诞现象进行了无情地嘲讽:
从我记事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螂。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对此，著名文学评论家林贤治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2] }r。又说:“反科学的事物一般都是貌似庄严的，然而都经不起他的‘假正经’文风的消解”[3](P378)。由此看来，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假正经”文风正是王小波借以“袭读神圣，毁坏偶像”的利器。他对愚昧的无情嘲讽和对科学理性的提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尤其是在提倡科学理性者不多的人文知识界，这种努力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小波杂文的另一主题和科学密切相关—关于民主和自由。奉罗素为精神导师的王小波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的终极目标是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追求。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近代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为乡土中国所匾乏。如王小波在《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中，曾用谐谑的语调写道:“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到: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川( P14$-146 )。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还使小波非常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思维的乐趣》里，他就曾经无比沉痛地讲起过他父亲的遭遇:
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都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恩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为此，小波每每想起父亲的遭遇和无数至死也没有得到“思想乐趣”的人们，他就会“心中黯然”。对“话语世界”和“思想监狱”一直保持着足够警惕的王小波最终选择了“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显然，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在当时那样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沉默的大多数”绝非如王小波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指知识分子，它其实包括了所有生活在“道德说教”和“话语霸权”阴影下的中国人。
令人欣慰的是，沉默后的王小波并没有沉陷于消极和悲观之中不能自拔，他把自己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寄托给了一头“猪”。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以亦真亦幻的笔调，通过一头猪的命运，显现世相荒诞，反衬了人的精神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和精神压抑而丧失自我的情状。作者对此在许多年后由衷地感慨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许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川( Piss)。也许，正是在这个敢于对抗人类的“猪兄”的鼓舞下，王小波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他要用自己的话语向强大的“话语霸权”发起挑战，并且发誓要拼却一生“一直战斗到死”。这种决心和勇气在他临死前给友人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都是颠倒着的。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王小波所写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自由主义精神的独白，也是他彻底清醒后的产物。无论是文化批判，还是用“常识”启蒙，小波的杂文始终崇尚科学、民主、自由和个性独立，坚决反对愚蠢、教条、无趣和虚伪。在他痛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反叛背后，乃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血脉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延续。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因为王小波这样敢讲真话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而衰落，相反，由于“遗忘痛苦、粉饰太平”导致的悲剧却总是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断重演。在黑白颠倒、文人无行的年代，巴金曾经悲愤地呐喊:掏出心来!其实，敢于直面现实掏出心来说话的不应该只是巴金，也不应该只是王小波，而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21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小波作为中国文化知识界的独特个案，他和他的杂文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思想价值必将会被更多的世人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