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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人数最多。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语是当代中国的主流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汉语文学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当代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以汉族文学史代替“中国”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写法，从逻辑上来说是不恰当的。所以，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汉语文学史”的概念，相似的还有“汉语诗歌”等概念。这都反映了当今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在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缺陷。但这种将中国文学史缩小为汉语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不过，显然是一种因无法全面或合理书写整个中国文学史而采取的“鸵鸟政策”.现代中国是个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要书写现代文学史仅仅只书写汉族文学是不够的。
中国现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问题，首先是对于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寻找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寻找。只有在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才能书写一部多民族文学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商周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代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从那时开始就已经生活于同一片土地之上，并且血缘融合难分彼此，在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的也是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并不因中国近现代社会诸多的外来侵略所改变，相反，因为需要共同应对的外来的侵略，近现代各民族反而加深了这种共同记忆。
在当代前期的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如唐弢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方式是，以阶级论作为基本价值观和阶级斗争作为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这个基础上来设计民族文学在文学史中的章节安排。这也是文学获得共同记忆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尽管这样的阶级普适性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尴尬，但其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多民族文学史仅有共同记忆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存各民族文学的个性或民族性。这不仅是保持民族多样性的需要，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前的现当代文学史：“当撰史者只是把‘少数民族文学’当成‘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时，作家的民族身份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审美价值独特性的评判范畴。当主题或思想性的要求已内化为作品审美性的主要指标时，特定‘族群’历史及其风俗所形成的审美方式、美感呈现方式及其对人类及自然的想象方式，都在这些‘统一性’中被遮蔽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叙述的一个缺陷。”
这种仅以民族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当然不能展现出民族文学的个性和审美价值特性。怎样书写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史呢?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之中去，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选择。怎样融入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开辟专章讲述了“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一种常见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方式，在此前的现代文学史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在该部“通史”中，编着者将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有些重要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列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来进行叙述。这种做法从一般意义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老舍是满族，沈从文是土家族。
但是，考察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以后，就会感觉到，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老舍、沈从文甚至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及其创作，完全可以不必突出他们的民族身份。其实，尽管沈从文为土家族，但是他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少土家族的民族特性，他的写作已经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话语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同样的还有老舍，老舍的小说和话剧，尤其是早期的创作，如果你说它具有京味儿是确实的，但是你却很难在其中发现多少满族的文化特征。当然，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正红旗下》才能见到他写作的满族文化特性和文学话语特征。这只不过是他的整个创作的九牛一毛而已。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常见的现代文学史对于沈从文和老舍不强调民族出身的安排是恰当的。
我的意见是，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放在他们所处于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根据其创作的本民族民族性的表现的程度来分别对待。如沈从文、老舍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其创作中的本族特性并不浓厚，完全可以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秩序之中。可以将他们与鲁迅、茅盾、曹禺等作家放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安排叙述的篇幅;完全没有必要强调其民族作家的身份。
而对于那些本民族性较强，而又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扎西达娃和阿来，也可以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叙述，并在叙述中“适当”强调其民族性。如直接将扎西达娃放在寻根文学中，将阿来放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来叙述都是可以的。无疑，在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中，藏族的民族性是存在的，但两位藏族作家的创作，基本都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而且他们使用汉语进行写作，也可以归入到浩荡的中国文学创作的洪流之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还有少数族裔语言文学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受到史家关注的大都是那些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而那些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品却很难进入文学史的叙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大缺憾。即使我们在使用汉语写作文学史，假如你在“中国”的大旗下来书写，就不能将这些少数族裔语言的创作“遗漏”.“遗漏”了，你的文学史就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史家和研究者只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民族构成中的少数族裔语言文学的存在，但显然没有注意到进入现代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些外国人如欧美人定居中国并具有中国国籍，他们有的用汉语写作也有的用英语等语言写作，他们的创作也应该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中。如在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赛珍珠，她用英语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但具有美国国籍也有中国国籍，这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作家;而且，她的作品，如《大地》等不但写于中国也表现了中国的历史记忆和她个人在中国的记忆与体验，因此，她的作品无疑也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不管她是使用的汉语还是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