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路线,泗县人民政府,福泰
清末民初是我国文言小说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晚清民国四部文言小说作品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近年来，晚清民国旧体文学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正在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虽然从总体上看，晚清民国时期是我国文言小说的衰微期，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文言小说作品存在，其中杜乡渔隐的《野叟闲谈》、蚊睫巢父的《蚊睫巢笔记》、鹘突汉子的《鹘突话》和海上寓公的《茶余随笔》就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作品。对这四部小说集的作者身份和文学价值进行初步查考和客观评价，有利于文言小说书目的完善和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野叟闲谈》(杜乡渔隐撰)
《野叟闲谈》，志怪传奇小说集，署“杜乡渔隐撰”.今存光绪丁酉(1897)上海书局石印二卷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书局石印本四卷;民国四年(1915)醉经堂书庄石印本;民国十五年(1926)会文堂书局石印本《详注野叟闲谈》;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达图书供应社本、上海新文化书社本等不分卷，皆名《野叟闲谈》。据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一书载韩国高丽大学藏光绪二十二年石印版，四卷四册.会文堂书局本《详注野叟闲谈》前有光绪丙申(二十二年，1896)阳月晦因循生于槐龙草堂之西斋所作《叙》云：“杜乡渔隐以名孝廉颇怀经世之志，实于枕葄之暇将所习闻之可惊可愕者一一存其颠末，久之裒集得若干卷。”又有金沙后学徐霁《题词》。光绪二十一年(1895)杜乡渔隐《叙》称该书原名作“可惊可愕集”,“今年春，于吴下住忘忧之馆，游结客之场，……因搜而出之，诸君子将寿之于梨枣，仆未敢当也。”可见该书写成于光绪二十一年前。
据原作篇目，我们可以推知杜乡渔隐的身份。
其中卷一《书乔古村先生事》云：“吾邑乔古村先生，圣任侍御之父也。”乔可聘，字君徵，号圣任，宝应人。
其父乔份，号古村。卷三《飞天使者》提到“同邑王公讳有容，令泰和时”.王有容，字远度，宝应人，顺治八年岁贡，康熙二年选泰和县知县。由此我们可知作者籍贯为宝应县。卷一《赤文》篇提到“家适庵叔祖”,这里的适庵当为宝应籍进士朱百遂。百遂字适庵，号棠伯，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生于道光壬寅年(1842)年。由此可知作者为适庵族侄孙。又据卷首因循生所作《叙》称杜乡渔隐“以名孝廉颇怀经世之志”,可知渔隐在光绪二十二年前曾中举。查《宝应县志》卷七《选举志·科贡表》，符合条件的朱姓举人有：朱莲生，光绪元年举人;朱云生，光绪二年举人;朱励志，光绪十五年举人;朱其鋆，光绪十七年举人。
又据朱百遂乡试硃卷中的家世资料我们可知，莲生、云生、励志均为朱百遂再从堂侄,惟有其鋆符合条件。其鋆为百遂从堂侄湛霖子，故为百遂从堂侄孙，由此我们推知杜乡渔隐当即朱其鋆。朱其鋆，字辅臣，江苏宝应县人，光绪十七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弼德院秘书官，具体生卒年不详。会文堂书局本《详注野叟闲谈》卷首署“杜乡渔隐著”,“委羽山樵注”,部分篇目后有“渔隐曰”评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本子，其中每卷中有半数作品取自清乾隆间乐钧的《耳食录》。
另外，大达图书供应社本、新文化书社本所收篇目与会文堂本同，但未分卷。会文堂本卷之一共收录55篇文言小说，其中《先中中》《雷震》《汜水诸生》《科场舞弊》《张某》《水烟筒》《玉虚宫怪》《龙斗》《书乔古村先生事》《吴某》《冥游记》《遵义牛》《笑孝廉》《方孺人传》《骆文忠公》《飞血》《银手圈》《棘闱题句》《造册》《赤文》《雷击舟客》《屠牛报》《荷包》《鼠食猫》《硬肉》《赵某》《投水妇》《严晴秋》《陆地行舟》《林四娘》30篇为原作，《盱眙某甲》篇见光绪十九年陈彝的《谈异》，而其余《夕芳》《邓无影》等24篇均见于乐钧《耳食录》。
卷之二《甕中妇》《谈犬》《二客》《收条》《邹善人》《茌平令》《红粉骷髅》《荷叶》《天雨金》《茶碗钺》《梁氏女》《陶半仙》《二阳生》《天愁》《虐媳》《雷击养鸭》《杨柳枝》《定逆案》《长寿县》《岂止》《张剥皮》《袁氏女》《牡丹》《三孝子传》《神医》《二烈妇》《车夫奇遇》《扑灯蛾》《冥案》29篇为原作，而其余《紫溪洞长》《宓妃》等26篇取自《耳食录》。
卷之三《周生姬》《飞天使者》《鼠谢罪》《鬼宴客》《以石投水》《哑狱》《亡羊》《醉狐被杀》《黑毛人》《梦中行雷》《第一知己》《义仆》《狐妓》《鬼假妖》《粉蝶》《舟女》《遗扇》《周孝妇》《巨鳅》《鱼怪》《窑神修屋》《黄连致富》《女渊明》《财神御盗》《虎哺儿》《梦验》《王姓妇》《黑驴》《阴县》《拒奔报》《鬼祟》《黄旗》《牛义》《迂尼》34篇为原作，其余《二皂役》《碧桃》《我来也》等36篇取自《耳食录》。
卷之四《杂货铺》《黄衣女》《妒妇津》《竹鸡》《兽怪》《鬼妻》《义婢》《孝猿》《土地输妇》《鼠促登楼》《蛇化鼈》《友义》《刘酒鬼》《淫报》《鬼事姑》《孝牛传》《女化男》《蝇蚁报恩》《义骡》《池金》《芋砖》《梁节妇》《俞氏园》《女妖》《赐绯羊》《毕韬文》《江公道》《弱冠卅二子》《红裳女》《街筐乞食》《白头花烛吟》31篇为原作，其余《魏翁》《女湘》等31篇取自《耳食录》。
由《野叟闲谈》原作篇目来看，多数为志怪传奇小说，以篇幅简短的志怪为主，间有传奇佳作，体例较纯正，语言凝练，读来清奇悦目，类于《阅微草堂笔记》，颇得史笔之奥，在清末文言小说集中属成就较高者。
二、《蚊睫巢笔记》(蚊睫巢父撰)
《蚊睫巢笔记》，志怪传奇小说集，署“蚊睫巢父述”,今存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五年铅印本。前有蚊睫巢父《自序》云：“余命宫磨蝎遭时多故，甲寅年饥驱万里作岭南游，客窗无聊，辄效苏长公在黄州时强人说鬼，以遣闲愁，神奇鬼怪亦颇有所闻，……耳闻目击之事，握笔为记，并寓劝惩之意，久之成卷，非敢传轶记异妄冀有功于世道人心也。”又有民国五年夏五月古吴睫巢氏陈其蕃志于沪壖旅次的《自序》云：夫晋室清谈，有干宝搜神之记;黄州远谪，正苏公说鬼之时。(蕃)吴下阿蒙，江东下士，幼承循墙之训，长读鑿楹之书，十载萤窗，雌伏受泥涂之辱;一枝兔管，饥驱作岭峤之游。朱家之肝胆谁知，白傅之性情自遣。重以鬼谋曹社，神降莘墟，山岳土崩，江湖鼎沸。酸枣之陈词慷慨，绝少臧洪;睢阳之断指淋漓，空怀南八。士也不幸，值此过渡时代，憯乎痛哉!
客中无聊，辄以近来社会上可惊可怪可笑可悲之事随时命笔，积久成编。义庆无名，竟著幽冥之录;韩非不遇，爰成孤愤之书。我生不辰，恭自悼矣!而同人不以为谬，借观是书者，使骑盈门，怂恿付梓者，邮筒载道，窃厌苦之。丙辰夏五，由惠州遭乱归来，颠倒一身，间关万里，磨蝎临宫而莫诉，敝貂在体而奚言，乃以此稿归诸中华图书馆，俾付手民，以供同好。
知我者怜其所遇，原其不文，其不致以此覆酱瓿也耶。由两篇《自序》可知蚊睫巢父即陈其蕃别号，该书为作者甲寅年(民国三年，1914)客游岭南时所作。作者陈其蕃在《笔记》序言中自称“古吴睫巢氏”,又《神灯》篇云：“吾乡黄埭镇庙中有神灯……甲辰夏，余舟过其境。”黄埭镇清属吴县，今属苏州相城区。今又见民国元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增篆汉文字典》，前有“江苏吴县陈其蕃”所作《序》，由此可知作者为吴县人。《火药失事》篇提到永昌火药局爆炸时“余先祖与徐昆仲筹议战守之策”,又提到“先师刘小涛先生”,“族叔吉甫”等。《老虎诀》篇提到“永昌溃散，余先祖同至沪江，受广方言馆之聘担任算术教授。”由此推知其先祖曾经为官。
《蚊睫巢笔记》共收录《熊老先生》《拳勇》《蔷薇花神》《见鬼》《狐仙姑》《徐女》《雷击》《鼠怪》《相术》《诗谶》《拆字》等共42篇志怪传奇小说。其中如《熊老先生》写熊老先生降服夜叉救人数事。《拳勇》写江苏荡口镇人王福祖生有神力，得异人传授拳术，在清末乱世中保护乡民不受盗贼侵扰事。《蔷薇花神》写苏台某生爱花成痴，感动花神与其相会，然终不及于乱。花神提出：“吾辈爱情在于精神，庶天长地久自无已时，若恋恋于肉体之上，恐此欲一炽，徒促人年寿，有何裨益?”后生不能自持而与一婢女发生肉体关系，花神怒而离去，不久庭内蔷薇花憔悴死。作品中又可看到新的时代思想的影响。《见鬼》记江苏总捕署书吏汪锦帆目能见鬼，后欲捉鬼使其救护病危之父，然最终无能为力。《徐女》写徐氏女经不住诱惑抛弃未婚夫而与金某私奔，后金某无良，花光其所有积蓄。女知悔，然因得不到其未婚夫原谅而自经死，后金某亦得疯疾。《喫烧猪》记清远县女子李细容为群盗所劫，李从容周旋，终于寻机逃出盗窟并带众人剿灭群盗。《蜂媒记》记余杭陆生赴杭州天竺进香，在西湖游船上见一女子而心爱慕之，后无缘再见。一次梦中见一细腰女子著黛黄衣者让其入苏州则能与意中人见面。陆至苏州，果然打听到了女子的住处。女家对其约束甚严而不得相见，有蜜蜂为其传递诗书互通情愫。后陆生科考得中，二人终结连理。后来在梦中得知黛黄衣女子是蜜蜂幻化，为报答陆生曾经的救命之恩而成就陆生的姻缘。
该篇叙事曲折，颇得《聊斋》遗意。《蚊睫巢笔记》因作于岭南，故记录粤中异闻颇多，如《果子狸》记清远县事;《汕尾醮会》《林烈女》记惠州海丰县事;《牛护主》记粤中事。总的来看，《蚊睫巢笔记》多数作品叙事简洁明白，文笔清新。作品字数从百余字到数百字居多，志怪而外亦间有传奇佳作，为民国初年体例纯粹而文学价值较高的文言小说集。
三、《鹘突话》(鹘突汉子撰)
《鹘突话》，志怪传奇轶事集，署“清湘鹘突汉子漫述”,今有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十年(1921)版。民国十年八月王大错于中华图书馆之编辑室所作《序》云：《鹘突话》何书乎?曰：笔记也。何所取义而名之乎?曰：鹘突者，糊涂也。……鹘突汉子系出湘阴左氏，为文襄族子。其人精悍明敏，洞达世故。即其所述亦多有世道人心。虽一名一物，一事一艺之记载，未尝不于正谊民风三致意焉。语云：言频而旨微，言近而旨远。此《鹘突话》殆庶几有之。然则鹘突汉子之《鹘突话》正至不鹘突之作也。所以名曰《鹘突话》者，其犹极醒之人转自托于醉而日沉湎于酒，极清之士转自蒙其不洁而日溷沦于尘浊欤?读之者当了然于言外之旨而勿为鹘突汉子所鹘突焉，则庶乎能读《鹘突话》者已。
由民国十年王大错《鹘突话·序》可知，鹘突汉子本姓左，为左宗棠族子。《鹘突话》中《石牛岩》提到“戊申九月，余与内兄弟曾公起、公璜、公西持炬入.....余岳庵老人隐岩侧，老人仕于清，既显贵矣，已而坐言时事见摈，日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寄山水之间也。”《庵老人》提到：“蠡庵老人尝居黔之黎平……弟子为刊诗文集《牂牁客谈》，藏板杨潭书院，修《元史》尚未脱稿，老人姓曾氏。”据此我们可知道作者岳父为曾廉。曾廉(1856-1928),字伯隅，号非斋、庵，湖南邵阳县汪塘乡牛山村人，光绪甲午(1894)科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执教于邵阳爱莲书院，1898年上书反对变法，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上书主战，那拉氏欲治其罪，逃至贵州黎平，筑室于锦屏县梅屏山麓，隐居著述。清亡后回乡主持杨塘书院达十六年之久。著有《庵集》《庵续集》《元书》《元史考订》《禹贡九州今地考》《牂牁客谈》等。据曾廉《庵续集》卷一有《示女婿左全志八首》其五云：“潇湘闲绝日如年，祗醉红裙亦偶然。自有东坡能说鬼，不妨杂俎更重编。”
由此可见，鹘突汉子即左全志。
《庵集》卷十《左庇生说肥序》中提到“余亲家左子庇生以所著《说肥》索序于余”,则左全志之父为左雏麟(字庇生).左全志(1888-1946年后),字云璈，一说字云彝，湖南衡阳曲兰镇(今衡阳曲兰镇)人，左雏麟子。湖北方言学堂毕业，秀才。民国九年七月至民国十年八月任湖南宁乡县县知事，省议会议员。1946年尚在世。著有《滦游纪程》二卷，今存1928年衡阳市民日报铅印本。另有《河声岱色楼丛著》《戈获篇》《湖上脞录》四卷，《海凡》六卷，《史地韵括》四卷等，未见出版。
全志父雏麟(1859-1931),名庇生，号清泉，衡阳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曾任江苏两淮盐场大使。著有《藏乘》六卷，《土尔其国志》六卷，《旅顺痛史》二卷，《法夷窥越始末》三卷，《广楚梼杌》三卷，《四裔人物考未定稿》三卷，《舆地碎金》六卷，《左氏蒙求》一卷，《四川方物表》四卷，《耐园诗文存》二卷，《麻连岗方物图表》一卷，《耐园种桑实验》一卷，《南海白衣尊者显化记》二卷以及《说肥》《说猪》《说蚕》《教学录》《耐园杂钞》《耐园集》《湖南衡阳三甲左氏六修族谱》等。《耐园集》，今存民国间衡阳自强文化公司石印本，封面署“耐园集”、“男全志恭题”.
《鹘突话》共收录《七郎》《菜提督·饭将军》《黄三》《欧熊两夫人》《秦淮藕·方美人》《江右女子》《胡左二公》《凤凰楼主》《谣谶》《绳技》《伶人》《腐草为萤》《昆仑岛》《虎威》《雷錾》《颜翁》《长乐巫》《磐鸣》《黄班》《狐女》《楚南多虎》《零陵童子》《汪应感》《余族某翁》《水浒》《红楼》《余客武昌》《兰天石室》《月岩》《含晖洞》《石牛岩》《岩中盗》《劙庵老人》等65篇文言小说。其中提到晚清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等人轶事颇多，亦有志怪传奇小说。如《七郎》记道光中其先高叔祖申甫公应礼部试途经河南霍山新安店遇侠客七郎，二人相谈甚欢，七郎能鼻出白光化双剑断蝉之双翼，为剑侠者流。《菜提督·饭将军》写清季有二人发迹轶闻，一因种菜而官至提督，一因善饭而官至将军。《黄三》记奇人黄三事。
写曾忠襄(即曾国荃)不忘贫贱之交黄三，然黄三能安于贫贱千金散尽且不愿为官。《欧熊两夫人》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少时家贫貌丑，其娶欧阳夫人与熊夫人皆出巧合。《昆仑岛》记海上有昆仑岛，每秋冬有龙居之。嘉庆间，海寇林一清尝至其地，欲耕种于此，后与龙斗不胜，仅得龙涎香数百斛。后荷兰人听说此事，以兵舰巨炮往攻之，被龙所吐毒雾所中者立死，仅十余人生还。记载颇荒诞不经，然而却间接地反映了清末外忧内患的社会现状。《颜翁》记颜翁斗狐事。翁为楚衡阳人，性傲狠不畏强禦，人称“铁水牛”.其甥女祟于狐，颜往视之，为狐所弄。颜设计骗狐入囊中以桃枝击之，并让家人煮沸汤将以烹之。
狐在囊中做家猫声，翁妻恐误伤家猫，开囊微窥之，狐趁机逃脱，然自是不敢复祟翁之甥女。其叙写翁之倔强及狐之狡黠颇为生动细致。《长乐巫》记衡阳长乐乡巫遇狐女而携之归家，狐女助其致富。后巫病羸，其舅为聘猎者欲降狐妖，结果猎者反为狐所弄而狼狈遁去。巫无奈匿于舅家，又被狐女捉回。舅教巫乘机以利刃刺之，巫不忍。狐知其事后大怒，巫家中仓廪衣笥皆自火，猪羊自毙，甕中酒化为水，新居被焚，惟余旧舍存焉。远近皆来谒见，称“大娘子”.后猎者寻其师来降妖雪耻，至巫者之家，狐已先知而遁。其师作法，一青狐自至，觳觫伏案下，已生七尾，九尾则可得道。猎者欲杀之，其师不可，朱印其额纵之去。后巫亦病死。《磐鸣》记长乐萧某家神龛上磐鸣怪生并火其宅，其家无奈，赴龙虎山求天师符，宅遂安。《黄班》记壬寅秋一樵者长乐山中遇怪兽食猛虎事。《狐女》记江苏萧县萧氏子交狐女而不为人害，能致千里外物而不肯窃人财物。
《鹘突话》中的多数小说不以辞采取胜，然文笔流畅，情节新奇曲折，使人读之趣味盎然，在民国初年的旧体文言小说中实不可多得。
四、《茶余随笔》(海上寓公撰)
《茶余随笔》，志怪传奇集，署“海上寓公编辑”,今存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2年第6版。关于“海上寓公”其人，书中之《老忆》篇提到：“先大夫别号饮香居士，以名翰林现宰官身，历仕途三十载，而挂冠归来，清风两袖，依然寒素，工诗古文辞，所著有《饮香诗钞》《饮香文集》等，梓行于世，今录其《老忆》诗于此，晚年之作也。……今伯兄已病殁于京师之官邸，仲兄亦相继逝，所余仅弱弟，而冷秋又天涯落魄，鬱鬱不得于时，未克继承先志，读先大夫诗不禁感慨系之矣。”由此可知作者为汤冷秋，萧山人，其父号饮香居士。饮香居士为清萧山汤鼎烜别号，故知汤鼎烜为汤冷秋之父。汤鼎烜，浙江萧山人，同治癸酉举人，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庶吉士，安徽建平、黟县、江西大庾、丰城知县，直知州。”兄汤鼎熺，字章甫，树棠子，“咸丰戊午(1858)优贡，考取正蓝旗教习，礼部传补教习，期满到省署青田县教谕，同治癸酉与弟鼎烜同举于乡，明年，署秀水教谕。卸任后佐江苏学政夏同善幕兼拟折奏请援琉球一折尤善，庚辰会试后上书献海防诸策，奉旨备览。晚年掌教笔花书院十余年，年七十四卒。著有《伴蟫吟草》八卷，《求志居全集》二十卷，未刻卒，年七十四。子在宽、在容皆举人。”
汤在宽，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胞叔鼎烜，邑优贡生，同治癸酉科举人，甲戌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翰林院庶吉士，诰授中宪大夫，历任云南恩安安徽建平黟县江西大庾清江县知县，兼署南防厅同知，代理南安府知府，历充己卯科江南、己丑恩科江西乡试同考官，知府衔，升用直隶州知州，现任丰城县知县。”“嫡堂弟在舆、在任、在镐、在豐”.由作者《老忆》篇中提到的两兄俱亡，惟余弱弟和自己的境况来看，汤冷秋当即汤在镐。汤冷秋，生活在清末民初，具体生卒年不详。民国十七年(1928)曾任浙江萧山《萧声报》主编。除《茶余随笔》外，尚著有文言小说集《风尘琐记》(上海会文堂书局，1922年版)等。
《茶余随笔》全书共收录《洪杨惨劫》《黄斯馨与太平军》《惧内》《菊英》《侠尼复仇》《教案》《秋女侠》《斗蟋蟀一》《斗蟋蟀二》《慧莲庵尼》《洪三瞎子》《官癖》《胡雪岩轶事》《悍女》《徐一耳》《侠客盗金》《婢勇》《绝技》《产异》《丐医》《龟乘龟》《赵三娘》《好兄弟》《蒋彭轶事》《鼠盗》《淫毒妇》《樟柳神一》《樟柳神二》《冯礼荃》《龙图寺僧》《子复父仇》《巨人怪异》《老忆》《猫报恩》《水灾预兆》《重瞳》《鲁金姑》《假怪》《程惠廷》《缢鬼》《余翁》《王尔贤》《骆县令》《梦验》等88篇文言小说。其中《水灾预兆》提到的“壬戌初夏”应为1922年，可见成书于此后。内容以轶事奇闻为主，间杂志怪传奇果报故事，篇幅不长，以题材新奇有味而取胜，在民国中期文言小说日渐稀少的情况下愈显难能可贵，代表了民国中期文言小说创作的主流风格。
清末民初是我国文言小说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虽然经历了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双重打击，但文言小说并未被“斩草除根”.1918年，志希(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中将当时中国新出的小说分为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比以上两种好一点的，就是笔记派。这派的源流很古，但是到清初而大盛，近几年此风仍是不息。这派的祖传，是《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池北偶谈》等书。”
同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也说：“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志希和胡适对笔记体文言小说评价虽然不高，但至少说明当时笔记体文言小说仍然存在。通过以上四部作品的考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既有产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也有产生在其后的，并且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文言小说创作技法，这也代表了这一特殊时期传统文言小说的顽强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稿(第5册子部)[M].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编，1959:99.
[2](韩)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26.
[3]赵世荣编纂.宝应县志[Z].卷七.选举志·科贡表.民国二十一年：38.
[4]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158)[Z].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110;109.
[5]曾廉.庵续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784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26.
[6]曾廉.庵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784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84.
[7]彭延庆编纂.萧山县志稿[Z].卷十三.选举.民国二十四年：96.
[8]彭延庆编纂.萧山县志稿[Z].卷十九.人物·列传·六.民国二十四年：17.
[9]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293)[Z].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41.
[10]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9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