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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学学术史角度探析《绝妙好词笺》的典范作用

摘要:《绝妙好词笺》是中期浙西词派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绝妙好词笺》的典范作用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查看。 词集注肇始于宋金,惜大多散佚,现存仅傅干《注坡词》、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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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妙好词笺》是中期浙西词派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绝妙好词笺》的典范作用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词集注肇始于宋金,惜大多散佚,现存仅傅干《注坡词》、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五部。词集注至元明,尤其罕见。《绝妙好词笺》出现于清中叶,为清代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词集注本。自《绝妙好词笺》始,词集注逐渐增多。晚清民国,词集注已达兴盛。从诠释学发展角度来看,《绝妙好词笺》具有典型性的开启意义。词集注一般包括别集注和选集注。《绝妙好词》为宋末周密编选,所收词从宋至元初,凡132位词人384首词,因此,《绝妙好词笺》为词选集注。

  迄今为止,学界重在从词学角度探讨《绝妙好词》,而稀见关于《绝妙好词》笺注研究。本文意在讨论《绝妙好词笺》笺注与浙西词派的关系,与宋代注释体例渊源和创新,以及《绝妙好词笺》的认知策略,从词学学术史角度追溯《绝妙好词笺》的典范意义。

  一、缘起浙西词派

  《绝妙好词笺》的缘起,与中期浙西词派渊源甚深。《绝妙好词笺》笺注者,皆属于中期浙西词派。关于笺注者,一说查为仁、厉鹗合笺。

  此说最为流行,连厉鹗也承认:“予与莲坡有同好,向尝掇拾一二,每自矜创获,会以衣食奔走,不克卒业。及来津门,见莲坡所辑,颇有望洋之叹,并举以付之,次第增入焉。”

  详细交待查、厉二人会面后,厉笺增入查笺,查笺为主,厉笺为辅。查为仁之子查善长也证实:“先君人事之暇,相与篝灯茗碗,商榷笺注;搜罗考订,颇瘁心力。”

  说明《绝妙好词笺》确为查、厉合笺。此说经《四库全书》的认可①,几成定论,然仍有人质疑。二说厉鹗笺。这个观点直至晚清才出现。光绪年间余集有《绝妙好词续钞》,他看见的《绝妙好词》:“经樊榭笺疏,使词中本事、词外逸闻历历可见,诚善本也。”

  认为笺注者为厉鹗,然不知他所见是否为另一注本。谢国桢甚至指出厉鹗为查为仁捉刀:“厉鹗则在天津大盐商查为仁的水西庄,替查为仁编注了一部宋周密选的《绝妙好词笺》”.

  遗憾的是,余集、谢国桢皆未给出证据证明笺注者确为厉鹗一人。被广泛认同的笺注者厉鹗为中期浙西词派的巨擘:“雍正、乾隆年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

  与查为仁谋面时,他已人至晚年,词坛地位更是达至巅峰。其弟子汪沆云:“忆前此十余年,大江南北,所至多设坛坫,皆以先生为主盟,一时往来通缟纻而联车笠”.

  他笺注《绝妙好词》,与其治学和学术兴趣密不可分。他非常熟悉宋代史料:“读书搜奇爱博,钩新摘异,尤熟于宋元以来丛书稗说。”

  其着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备受称赞。查为仁,“究心词学有年”[1],有词集《押帘词》。吴陈琰《押帘词序》:“尽洗《草堂》《花间》之余习,而出之以雅正……《押帘》一卷,当把臂玉田,拍肩白石。”

  事实亦如此,查为仁为中期浙西词派的主盟,他与津门首富的父亲查日乾一起,筑天津园林水西庄,往来名士,觞咏酬唱,海内词人大量聚集。杭世骏云:“莲坡先生耽嗜风雅,狎主齐盟,海内词人,靡不向风景慕。同时广陵马氏遥遥相望。”

  水西庄与以厉鹗为中心的广陵马氏小玲珑山馆南北互望,遥相呼应。查为仁还长于治学,在词学方面有《诗余纪事》。晚清谭莹评曰:“《押帘》风致亦嫣然,把臂知从石帚先。荠菜孟尝君莫笑,人推《绝妙好词笺》。”

  既指明查词浙派风格,也点出《绝妙好词笺》备受时人推崇。查为仁笺注《绝妙好词》虽遭后人质疑,但其词学、治学方面的造诣,使其有实力笺注《绝妙好词》。

  除查、厉二人外,还有其他浙西派词人也参与了《绝妙好词》笺注。《绝妙好词笺》初刻于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末跋标明汪沆、陈皋同校勘。实际上,《绝妙好词笺》由查为仁、厉鹗、汪沆、陈皋等共同完成。而汪沆为厉鹗弟子,陈皋为中期浙西词派着名词人。可见,《绝妙好词笺》为中期浙西词派的一次集体学术活动,由许多浙西派词人共同完成。其实,《绝妙好词笺》与中期浙西词派的密切关系的源头在清初浙西词派。元明时期,《绝妙好词》湮没无闻。

  清初钱曾藏元抄本,柯煜从有戚谊之情的钱曾处得到抄本,与叔父柯崇朴及兄弟辈共同校勘刊刻,世称小幔亭本。

  第一个刊刻《绝妙好词》的柯煜为朱彝尊弟子,其叔父柯崇朴亦为浙西派词人。第二个刊刻者是浙西派词人高士奇。高士奇(1645-1704),幼时移籍平湖,与朱彝尊同乡。他声称与柯煜、柯崇朴共同校勘“考缺校误,缮刻而行”,世称刻清吟堂本。第三个刊刻者为浙西派词人项.项,秀水人,因不满小幔亭本多有疏漏,重新校勘《绝妙好词》,雍正三年(1725年)刊刻,直接扩大了《绝妙好词》的传播。

  虽经过清初浙西派词人的三次刊刻,至清中期厉鹗获得《绝妙好词》仍颇为不易:“幸虞山钱遵王氏收藏抄本,禾中柯孝廉南陔、钱唐高詹事江村校刊以传,是书乃流布人间矣。近时购之颇艰。余最有倚声之癖,吴丈志上掇残帙以赠,仅得二卷,又借于符君幼鲁,属门人录成”.

  吴允嘉(志上)、符曾(幼鲁)皆为浙西派词人。

  厉鹗从朋友处获得,嘱门人录成,充分彰显《绝妙好词》在浙西词派中的受欢迎程度。

  除上,清初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对《绝妙好词》颇为推崇:“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2]

  从尊“雅”的角度来赞扬《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从刊刻到笺注,受到清初和中期浙西词派尤多青睐的原因,学界多有论述:“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

  《绝妙好词》与浙西词派崇雅正,学南宋词学观点一致,具体到中期浙西词派笺注《绝妙好词》,目的应有三:一、使不知名词人青史留名。厉鹗云:《绝妙好词》“所采多绍兴迄德佑间人,自二三巨公外,姓字多不着。夫士生隐约,不得树立功业、炳焕天壤,仅以词章垂称后世,而姓字犹在若灭若没间,无人为从故纸堆中抉剔出之,岂非一大恨事耶!”

  他认为《绝妙好词》所收词人皆地位卑微,词作较少,处于若隐若灭之间,笺注扬显之,以免湮没。二、使读者通晓南宋词人生活。厉鹗云:

  “俾读者展卷时,恍然如聆其笑语而共其游历也。”笺注可使读者展开书卷,彷佛真实感受南宋词人生活,能与古人一同遨游。三、使浙西词风继续播扬。厉鹗指出《绝妙好词》有“雅”:

  “有明三百年,乐府家未曾见其只字,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

  他继承朱彝尊观点,指出《草堂诗馀》的“俗”与《绝妙好词》的“雅”相对立,把明代“雅道不振”原因,归咎于《草堂》流传,以至于把浙西词派与《绝妙好词》紧紧相连。《绝妙好词笺》勾稽陈事,引证本事,意在振兴雅道,使浙西词派盛行。清中叶,《绝妙好词》刻本较少,并且因时代变迁引起阅读障碍,《绝妙好词笺》的出现,大有助益于浙派词风之扬厉。

  总之,《绝妙好词笺》是中期浙西词派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从清初至中期,从刊刻至笺注,浙西词派与《绝妙好词》密切相关。《绝妙好词笺》大有助于浙西词风之播扬,是《绝妙好词》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桩大事。

  二、笺注体例的继承与创新

  准确地说,第一个带有笺注性质的《绝妙好词》版本是项刻本。项本作者名下注有字号,籍贯及仕宦,又在词作前后附本事或品藻之辞。[10]

  今因项本已佚,厉鹗、查为仁等人未明确表示借鉴过项本,因此,暂推断《绝妙好词笺》未承袭项本。关于《绝妙好词笺》注释体例,厉鹗云:“不独诸人里居出处十得***,而词中之本事,词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摭拾无遗。”[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详细总结曰:“为仁采摭诸书以为之笺,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以及诸家评论之语,与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见于此集者,咸附录之。”[2]

  综上,《绝妙好词笺》注释体例有五:一是注词人,二是注本事,三是附佚闻,四是词评,五是录名篇秀句。宋金词集注中,已有成熟的词集注释体例。

  钱曾《读书敏求记》云:“至于集选,宜诠释字句所自出,以明作者之原委,如善注《文选》其嚆矢也。”

  宋金词集注主要远绍李善《文选注》体例溯源释典,即征引文献对字句进行溯源,形成一套成熟的词集注释体例。除释典外,宋金词集注还有其他注释体例,如注本事、词评等,只是不占主流。对这些体例,《绝妙好词笺》既有承袭又有创新。

  其一为注本事。注本事,指说明词作的创作背景或创作过程,或者交代与词作传播相关的轶闻趣事。金《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已有注本事的体例。宋金词集笺注者大多距注释对象时间较近,熟悉词人身世、交游和作品涉及的人物、史实、背景等,所以注本事体例不太盛行。而《绝妙词笺》距宋年代久远,仅能凭征引文献来注释词本事,促进读者理解词作。如周晋《清平乐》

  (图书一室)征引《珊瑚网郭畀手书此词跋》:

  “大德十一年岁丁未十月初十日,客寓燕山,奔走暮归,黄尘满面,挑灯读此词一过,想象江南如梦中也。”阐释创作时间、背景和过程清晰,使读者一目了然。后人对《绝妙好词笺》注本事评价甚高:“宋词多不标题,读者每不详其事……非参以他书,得其源委,有不可解为何语者,其疏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

  总之,《绝妙好词笺》注本事虽源于宋金词集注,但其首创征引文献注本事,很有特色。

  其二为词评。词评,指对词人或词作的评论,属于词论范畴,与词集注看似关系不大,然词集注融合多学科,涵括广。宋金词集注中已征引词评,但颇为稀见。《绝妙好词笺》沿袭宋金词集注体例,征引词评,数量较多。一是总评。

  一般放在词人后。如评陆游:“刘潜夫云: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穿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二是具体词作评。如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张叔夏云:景中带情,屏去浮艳”,点出此首词的创作特征。宋金词集注词评罕见,与当时词论着作稀少相关。《绝妙好词》所收词人很少见于载籍,词评也不丰富。因此,相比注本事等,《绝妙好词笺》征引词评也不甚多。然而,《绝妙好词笺》除了理解和阐释文意外,已经形成注重艺术品评的词评注释体例。《绝妙好词笺》不仅承袭宋金词集注的一些注释体例并有所发展和丰富,并且还首创了一些宋金词集注未有的注释体例。

  其一为附佚闻。佚闻,即遗闻,指散失、隐没或未经考证的典故、逸闻趣事。《绝妙好词笺》基本原则“因人而附载其佚闻”.因与所收词作关系不太大,故与注本事相区别。《绝妙好词笺》中刘过词作后,征引了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元代郭宵凤《江湖纪闻》、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三部文献,《吹剑录》引入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并介绍此词背景故事,文情诙诡,妙趣横生。《江湖纪闻》介绍刘过《念奴娇·留别辛稼轩》由来且全录此词。《游宦纪闻》引入刘过《摸鱼儿》(望关河)一词。这三首词与《绝妙好词》所选刘过词作内容关系不大,但对于多方位理解刘过词有拓展意义。所征引三部书多是笔记小说家言,可信度不高,且无人考证。可见,《绝妙好词笺》附佚闻体例丰富了笺注内容,拓展了读者对词人词作的认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其二是注名篇秀句。《绝妙好词笺》名篇秀句皆来自于元陆辅之《词旨》。《词旨》主要包括《词说》《属对》《警句》《词眼》《单字集虚》《两字集虚》《三字集虚》等内容。《绝妙好词笺》征引《词旨》内容有三方面:一是警句,李彭老《壶中天·登寄闲吟台》注:“明年今夜,玉尊知醉何处”.二是属对。如陈亮《水龙吟》(闹花深处):“罗绶分香,翠绡封泪。”三是词眼。如,张枢《瑞鹤仙》(卷帘人睡起)后注:“移红换紫。”《绝妙好词笺》征引《词旨》,突出词的警句、属对、词眼等修辞表达方法,引入了创作方法与表达艺术,帮助读者理解词意词旨和学习填词艺术,提高读者的创作水平。

  其三,《绝妙好词笺》还有一特殊注释体例---注词人。《绝妙好词笺》前,《绝妙好词》两版本有注词人体例。第一是钱曾述古堂钞本。“此本又经前辈细看批阅,姓氏下各标其出处里第,展玩之,心目了然。”[2]此本注词人出处里第,而笺注者朝代,无从得知。第二是项本。《绝妙好词笺》注词人体例,包括注词人字号、籍贯、仕宦、词集等,很少征引文献。如韩元吉“字无咎,号南,许昌人。门下侍郎维四世孙,东莱先生吕伯恭之外舅也。官至吏部尚书,有《焦尾集词》一卷。”现存宋金词集注未见注词人体例,这或许与宋金词集注中多为别集注本有关,也与笺注者与词人所处时代相近不无关系。

  至此,无论《绝妙好词笺》是否首创注词人体例,但能保留宋代词人资料文献,对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陈垣云:“注书例有两派,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所言主要指诗文注。宋金词集注已形成释典溯源为主的成熟注释体例,《绝妙好词笺》又独创了一套不同词集注释体例系统。此系统包括注词人、注本事、词评、附佚闻、名篇秀句等体例。这些体例中,有些在宋金词集注中已初露端倪,有些是《绝妙好词笺》首创。《绝妙好词笺》为词集注提供了一套新的注释系统,对晚清民国的词集注,有独特的意义。

  三、认知策略和学术背景

  清人批评《绝妙好词笺》:“所笺多泛滥旁涉,不尽切于本词,未免有嗜博之弊。”

  所言不无道理。《绝妙好词笺》大多数注释条目征引文献,也有对文献的辩析和考证,这些认知背后,蕴涵一定的认知策略和学术背景。

  《绝妙好词笺》博采群书,共征引文献116部,有诗词文集、诗词话、笔记、小说、地理志、类书等,其中105部为宋金元文献,11部为明代文献。《绝妙好词》所收词人大多分布在南宋和元初,也包括金代,而编纂者周密亦为宋末元初人。因此,《绝妙好词笺》征引文献与《绝妙好词》所收词人年代一致,时间相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绝妙好词笺》此种征引文献的认知策略,让读者感觉客观性大,可信度高。即使所引为明代文献,也是含有宋金元文献的综合文献。如征引陈继儒《太平清话》,《太平清话》“杂记古今琐事,征引舛错”,为一综合文献。所以,客观而又接近词人词作时代的征引是《绝妙好词笺》的认知策略。比较而言,宋金词集注以注典故为征引文献之原则,为典故追根溯源,征引书籍皆为宋以前文献,包括先秦散文、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等。《绝妙好词笺》征引词作同时代的文献,对宋金词集注注释体例进行了很大的变革,呈现出了新的认知策略。这种认知策略彰显出笺注者拥有宋代文献之丰富,同时为后人保存了一部分佚失的文献。许多宋金文献经过时间锻造,至清朝早已荡然无存,唯赖此书考见其概,所以《绝妙好词笺》尤为后人所推重。即使现在流传的宋代文献,也可资考证校勘,《绝妙好词笺》有较高的辑佚和版本校勘价值。《绝妙好词笺》注重山经地志和乡邦文献,更是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

  《绝妙好词笺》征引文献也彰显出补充资料的认知策略。其征引文献,基本以资料补充为主,围绕说明原文而展开。有补充作者生平事迹,如注词人赵崇宵的出身,征引《宋史·宗室世系表》“商王元汾九世孙汝惰子”,从皇族世系挖掘词人出身。有介绍词作创作背景,如张孝祥词《念奴娇·过洞庭》注:“《四朝闻见录》云,张于湖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作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词如其人,词作风格呼之欲出。有介绍创作意图,如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注:“《耆旧续闻》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家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陆子逸实预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艺殊绝,公每属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预捧觞之列,陆因问之:士即呼至。

  其枕痕犹在脸,公为赋《瑞鹤仙》,‘有脸霞红印枕之’句一时盛传,逮今为雅唱后,盼盼亦归陆氏。”把这首词产生背景和过程介绍的十分完整清晰。有介绍生平交游,如刘克庄《生查子·灯夕戏陈敬叟》,提及作者朋友陈敬叟,征引《花庵绝妙词选》:“陈以庄,名敬叟,号月溪,建安人。”后又引《刘后村陈敬叟集序》,充分补充了陈敬叟履历。

  《绝妙好词笺》表面看仅仅为征引,但征引中有考证,彰显出“以史证词”的认知策略。笺注者无论注词人、注本事还是词评,会面对大量丰富的文献材料。文献材料分两种:一种直接证明词人词作的材料,一种与词人词作相关的文物文献。采用还是摈弃文献,需要笺注者去选择、鉴别,这实际是一个考证的过程。看似笺注者没有说明原文涉及的事实,未作繁琐的考证,实际上笺注者已有过考证的过程,否则不能提供可靠的史实情况,仅因限于注释体例的要求,没有表述而已。另一种情况是当作品没有关于作者身世、创作意图以及背景材料的记述时,笺注者根据其他材料加以考证和辨析。如对史实名物的注释,韩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注:“《金史·交聘表》云:‘大定十三年三月癸已朔,宋遣试礼部尚书韩元吉、利州观察使郑兴裔等贺万春节。按:宋孝宗乾道九年,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南涧汴京赐宴之词,当是此时作”.笺注者引证史实材料,以按语的形式进行了推理和论证,最后得出词作创作时间和历史背景。

  《绝妙好词笺》“以史证词”的认知策略,是清代学术特征的体现。“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

  清代学术反空疏求朴实,以考据为鲜明特征。注释是清代发挥考据功夫的最广阔的学术领域之一,在考据性的注释学中,清代的辨伪学、辑佚学、校勘学、音韵之学等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尤其体现在清代词集的笺注中。《绝妙好词笺》侧重于名物史实考订,但笺注方法和认知策略,彰显出词学和学术的紧密结合。清代注释家多为通儒,《绝妙好词笺》笺注者既是词人,也是学者,此是清代学术的典型体现。

  四、对词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影响

  《绝妙好词笺》对《绝妙好词》传播,发挥极大作用。陈庆溥《绝妙近词》序云:“《(绝妙)好词》得樊榭笺之,尤足醒目。”

  陈庆溥还期冀遇见另一类似厉鹗笺注者,使《绝妙近词》能够传世。《绝密好词笺》引起了《绝妙好词》在清代的风靡。陈世宜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

  《绝妙好词笺》对宋代词学研究和词学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绝妙好词笺》使《绝妙好词》成为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晚清民国,《绝妙好词》版本很多,有扫叶山房刻本、大达图书供应社新式标点本等。重新整理校勘者也有之。余集搜集南宋稀见词篇以《续钞》附于《绝妙好词笺》后并加以笺注,序云“向阅宋人说部,见有与集中可引证者,随笔录出,用补樊榭之阙”[2].进一步加深对《绝妙好词》的研究。后郑文焯有《绝妙好词校释》。陈澧有《手评绝妙好词笺》,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其跋云:“全书字字皆笔圈,而一一皆精绝,所评严于斧钺,可谓一洗凡马。”研究《绝妙好词》逐步深入。《绝妙好词笺》既为清代词集注的开端,也是晚清民国词集注高潮的先导。宋金后,元明词集注比较罕见。自清代《绝妙好词笺》后,出现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为第一部清人注清词。

  李富孙(1764-1843)《曝书亭集词注》序云自小喜为倚声,尤推重乡贤朱彝尊词,故仿厉鹗、查为仁笺《绝妙好词》而作。晚清词集注纷纷涌现,有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和《草窗词疏证》、谢朝徵《白香词谱笺》、杜文澜校注《宋七家词选》、朱祖谋《梦窗词小笺》,沈曾植《稼轩词小笺》等,直接开启了民国词集注蔚然风行的局面。不到40年时间,民国至少出现42部笺注着作。其中,注宋词颇多。甚至很多词集竟有多个注本,如姜夔词注本,有陈思《白石道人歌曲疏证》、陈柱《白石道人笺平》、吴徵铸《白石词小笺》、夏承焘《白石道人歌曲校律》等。还首次出现了五代词集注本,如陈秋帆《阳春集笺》、华钟彦《花间集注》、詹幼馨《南唐二主词笺》等。词选注也很盛行,如邵祖平《词心笺评》、李次九《词选续词选校读》等。民国掀起了词集注的高潮。

  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民国词集注体例多有学习《绝妙好词笺》的特点。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明确表示效仿《绝妙好词笺》体例,引证不惮繁富,对词题所涉及的人物、本事,间有说明和考索。《白香词谱》原为一词谱,谢朝徵转换为词集进行笺注。“是书体例一仿《绝妙好词笺》,其南宋人逸事,皆照厉樊榭、查莲坡两先生所辑录入,或有未采者,间补数条。”

  注释作者姓名、里居、出处和当时文献典故,侧重于当时人物的考证以及词的本事和命意的考索,由词谱转变为词选注本,呈现新的面貌。民国期间,《绝妙好词笺》体例更有典范意义。姜亮夫《词选笺注》云:“词之有笺,莫善于厉樊榭之《绝妙好词笺》。惟厉氏书,但详里居、本事、抄撮逸闻、支言曼衍、以为博学之翻检则可,以为初学之理会,则尚有当补者。故本书虽略本厉例,而又有增删。”他以《绝妙好词笺》为圭臬,又稍加改变。唐圭璋也云“据厉查二家笺《绝妙好词》例,疏通而畅明之。”

  其《宋词三百首笺》先为作者介绍,次录原文,其后为词语注释,最后为评笺。评笺甚详,博收广采,基本仿照《绝妙好词笺》体例。吴梅以《绝妙好词笺》为参照对象,称赞《宋词三百首笺》体例源于《绝妙好词笺》又比其完善:“今圭璋所作,博涉群籍,又过于厉查二家,盖为后学辨泾渭,示门户,反复详审,固不厌其词之多也。”

  可见,《绝妙好词笺》在晚清民国词集注体例中,确有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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