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罗宾,全素敏整容前后,盗墓迷城3皇陵的诅咒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描写乡村的作品虽不少，但能具体鲜活地展示出乡村意象的却不多，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意象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状态的关注历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本文重点围绕乡村意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体呈现的情况,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文学;乡村意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农业生产是所有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农民问题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农民的生存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注农村,关注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典文学无疑是农业文明的缩影,乡村意象构成了古典诗词的重要内容。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古代农耕文明的图画,真实记载了先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故事。但这一传统在此后的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虽然在陶潜、孟浩然和范成大等人的诗句中偶尔可见乡村生活的图景,但总体而言,作家们对乡村生活往往采用虚拟的书写方式。由于不必亲自躬耕于田间,不必担心旱灾和洪涝,自然往往成为他们心目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成为他们品鉴和寄情的对象。而相对于庸俗的、繁杂的甚至凶险万状的社会,对自然的体验无疑更让人心旷神怡。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在另一种令人心仪的田园生活中体会到悠然和静穆,“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在亲近农民和农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大雅若俗的文化骄傲。面对封建农村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不公或不义,归隐田园或寄情山水成为他们拒绝权力的共同反抗姿态。在众多的田园诗和悯农诗中,诗人们传达了对乡村的追忆、同情、想象和感慨,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复杂情感,却普遍匮乏真实细致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书写,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
到了近现代,中国仍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以鲁迅为代表的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利器,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农民身上固有的蒙昧、保守、贫穷、狭隘等性格无一不是“国民性”的表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学必须将手术刀伸向民族的痼疾。由于鲁迅的表率作用,文学对于乡村的关注甚至促成了乡土小说流派的产生。乡土小说作家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麻木而又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的“想象民间”,而“想象民间”与“民间想象”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是基于现代意识对乡村的审视和批判,后者是源于民间观念的彰显,民间立场的坚守。因而他们对乡村的审视,仍是一种隔膜的审视。民间经验的缺失,使小说难以跳出阈定的单一化主题模式,对乡土不能有多义的阐发,带来叙述上的类型化,使文本较少涉及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人物形象也欠真切,不能成为深刻的独立存在。
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乡村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乡村田园诗歌的传统,因而距离乡村的本真生活面目同样也很遥远。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乡村的现实生活,但受制于特定的时代政治视角的偏狭,依然表现出对农村社会真实状况的隔膜和遮蔽。1942年,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立足于乡土生活的“民间想象”,使乡土文学真正走向了大众文学。赵树理虽然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但其基本关注点却是现实中的“问题”,对乡村人物本身及其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兴趣,这也导致了他所展现的乡村生活场景比较狭窄单调,影响也有限。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描写乡村的作品虽不少,但能具体鲜活地展示出乡村意象的却不多。出现这种情形,除了与作家的创作理念及现实情况有关,还有着更具普泛性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作家与农民现实生活的疏离。正如陈平原所说,“乡土文学”家对故乡生活、农民痛苦的了解,多半来自间接经验。而作为直接经验的只是儿时生活的回忆和成年偶然回乡的观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农民生活作出精确的描绘。虽然他论述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但整个现代文学时期都存在这种情况。具体生活经验的匮乏,必然使作家们对乡村生活世界的描画捉襟见肘。而这一情况的深层原因也与农民的现实和历史地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农民之间的隔膜和现实文化倾向有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向来是爱轻视和忽略的,而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又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乡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压制和改造,农民也被赋予愚昧、麻木的精神特征,被视为现代文明发展的阻碍者。这种文化状况及文化心理,从思想深处不能不影响到作家们对乡村意象的营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的崛起。“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以集体书写的姿态,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意象作了多方面的描述。一方面,作家们对乡村自然景物和生活环境的描绘更为具体细致。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作品,就以“新的田园牧歌”和“诗化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秀丽多姿的江南丘陵地带和河北白洋淀地区的自然风景画,而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李�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勾勒出了各具特色的自然风情。生活环境包括乡村的日常劳动场景、农民的家庭生活和一些地方风俗,从南方的插秧、收割到北方的播种、扬麦,从北方的采摘棉花到南方的果园修剪,以及乡村夜校、田间休憩、村人乘凉、庆丰收等生活场景,其间穿插了许多的农民口语、乡间传闻和民间故事,在动人的生活细节中既蕴涵着乡村情趣,也渗透出乡村的人情世态。同时,作家们还通过对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展现,揭示了复杂的乡村精神世界。乡村中的人际和人情关系,如父子、祖孙关系(如《铁木前传》、《创业史》、《盖满爹》),母女、婆媳关系(如孙犁《正月》、赵树理《三里湾》、《登记》),夫妻、恋人关系(如《山乡巨变》、《李双双》、《三里湾》),邻里关系(如《铁木前传》、康濯《水滴石穿》),亲戚朋友关系(如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真切;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密切情感,在《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运河的桨声》等作品中也有准确细致的渲染;农民与集体制度、与各级官员之间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复杂关系,则或显或隐地呈现在《“锻炼锻炼”》、《水滴石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作品中。此外“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通过对乡村人物前途和命运的关注,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思考。如《创业史》中对徐改霞去向选择问题的困惑,就蕴涵着对乡村青年出路问题的关切和深虑。
另一方面,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乡村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形象塑造最丰富的时期,涵盖不同的乡村人物类型,在不同的外表和身份背景下,寓含着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那些所谓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陈先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铁算盘”等,对他们的成功塑造利益于作家对其与乡村文化的深厚关系的深入揭示。而一些正面农民形象的出现因与时代精神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大春、盛淑君,《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高增万,《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他们体现出的热情、乐观、自信、智慧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品格,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楷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作家们的艺术追求、生活经验,以及时代的文化和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受时代封闭的政治环境和“现实主义”潮流的制约,作家们普遍采用比较简单而传统的写实方法,在文学形式上,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注重采用传统小说的形式和技巧,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乡村生活的现实状况也是其重要原因。建国后,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农民的生活也不再像建国前那样动荡不安。受时代理想主义精神的感染,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乐观和积极的状貌,从而为作家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外在的生活基础。同时,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取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都非常熟悉,有深厚的乡村生活基础和直接的乡村经验。作家们大多与乡村有深刻的血脉联系,对乡村也怀有浓厚的感情,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视作表现这种感情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柳青,为了写作《创业史》,毅然放弃西安的城市生活,带着全家人在陕北农村中生活了十几年。周立波也一样,为了创作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农村,与农民、与农村生活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树理、孙犁等人虽身在城市,但心系乡村,赵树理更多次回乡,为故乡人民利益不惜冒犯时政,写下对“***运动”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文化和文艺政策,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这一政策要求文学“写工农兵”,并将之视为是知识分子向农民的趋附和对自我的改造。这一时代要求促使那些来自乡村、对乡村怀着浓厚兴趣和情感的作家进一步亲近乡村,并决心为乡村而写作。
总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画的乡村意象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对乡村人物的塑造上、对乡村世界的表现上,还是在对乡村生活具体切实的展现上,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到左倾社会思潮的影响,作家们对农村的观照往往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更多地从政治或政策的角度去描绘乡村的种种社会现象,从而导致了对真实的乡村生活的一定程度的遮蔽,这也是这一时期的农村小说普遍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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