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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应该首先考虑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接纳和信仰的因素，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迁徙生活直接推动了文化的流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汉化”,或者西征途中对于西方文明的裹挟，以及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都直接推动了蒙古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出现。而蒙古民族世代相传的开放心态，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凝结而成的蒙古族民间童话，在故事体系上必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复合形态，这主要表现为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
一、阿尔泰故事体系
蒙古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重要分支，它同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在血缘、语言、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汤普森所言，由于“语言的亲属关系，公认的部落或民族对于它们共同的历史的意识，宗教整体以及一定地理区域的团体，都势必在一定的民族中产生心理联合，它给予这些民族的传统知识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1〕阿尔泰语系主要分布在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前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民间故事形态上，这些地区的故事在母题、结构、审美倾向等方面多有相似又自成体系，我们称之为阿尔泰故事体系。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体系有自身独特的母题。
最为常见的是平魔母题，这类故事被后人称为英雄故事，它与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是孪生兄弟，一个是韵文，一个是散文。蟒古斯作为恶神，是所有平魔故事中草原英雄的神奇对手，草原英雄历尽艰险最终战胜蟒古斯。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血染沙场，有的是竞技比赛，有的是游戏捉迷藏，当然也有的是智斗蟒古斯。这类母题是善恶交锋，善必然战胜恶的观念的反映，是原始初民与自然、社会恶势力、内心的恶魔抗争的历史记忆。
人与动物异类婚母题也较为常见，可能是原始狩猎-游牧民族与动物天生具有难以割舍的关系。
图腾动物与人的结亲从神话故事就开始讲起，在民间童话中得到了延续和丰富。这类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多为男性，动物的形象多种多样，有熊、大猩猩、狐狸、龙女等。动物报恩或者动物喜欢贫穷男主人公而与之结婚，是这类故事较为单纯的形态，后来阶级斗争内容的加入，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产物。
死而复生母题是信奉萨满教民族故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母题，这可能与萨满教治病驱疫的法术有直接关系。只要身体各个部位及骨骼完备，并且各个部位一一就位，然后施以法术便可以获得重生。
虽然在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也会出现死而复生的情节，但往往是一瞬间即完成复活，更多体现的是变幻的神奇。蒙古族的这类故事数量较多，而且对于神秘的死而复生过程总是详细地叙述，对其中的法术描写情有独钟。此外，还有一些母题是阿尔泰故事体系的典型母题，例如金胸银腚儿子、羊尾巴儿子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也有自身独特的人物形象体系。以蟒古斯为首的恶魔阵营，以猎人、小牧童、牧羊女为代表的善的阵营，以及以老婆婆、神马为代表的神奇的助手阵营，自成体系，其中蟒古斯、老婆婆和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蟒古斯形象最为醒目，也称蟒古思、蟒盖、蟒嘎特害等，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对恶魔形象的统称，它是一种多头的蟒蛇，在平魔故事中对于它的外形多有描述，并逐渐定型。公蟒古斯以多头为主要特征，最多达到三十几颗，而且穷凶极恶，变化无常。母蟒古斯则具有极强的生育力，很多故事都强调其乳房的巨大，“左乳搭在右肩上，右乳搭在左肩上”成为其标志性特征。小蟒古斯则一落地就骁勇善战，生命力极强。
以萨满女巫为原型的老婆婆形象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也较为常见，她们经常以神奇的相助者身份出现，能掐会算，具有神奇的预见性，同时还可以为主人公提供化解难题的方法。虽然随着道教文化的传入，蒙古族民间童话相助者形象又增加了白胡子老爷爷，但并不能冲击老婆婆在故事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形象的原生性和稳固性。
在动物形象中，马始终占据着蒙古族民间童话的首要位置，金马驹、黄骠马、云青马等，种类繁多。它们不仅是主人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精神伴侣，同时还扮演着神奇的相助者角色。作为最忠实的伴侣，它倾尽所有帮助主人公完成心愿;作为通神的飞马，它带领主人公上天入地，度过重重难关。由于阿尔泰语系所涉及的地域较为广阔，民族数量也较多，故事形态不尽相同，游牧生活带来的文化交融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故事彼此纠缠，很难条分缕析，因此只能把共性的一些特质提供出来作为研究依据。
二、印-藏故事体系
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应该首先考虑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接纳和信仰的因素，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几经兴衰，16世纪末以喇嘛教的形式传到蒙古地区，印藏民间童话随着佛教经文的传入被一并带到蒙古高原，先后被译介还有《五卷书》、《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佛本生故事》、《贤愚因缘经》等，这些宣传教义的经书内容大都是印、藏民间流传的故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民间童话故事雏形。
已经有一些学者就印藏文化对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如赵永铣、巴图的《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印、藏民间故事的关系》〔2〕、陈岗龙的《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3〕、萨日朗的《〈贤愚因缘经〉与蒙古族民间故事》〔4〕、那木吉拉的《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5〕等，这些学者从细部列举了印藏故事对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影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对于藏传佛教的接受，在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中以劝善惩恶故事的移植、发展以及因果报应主题的流行得以体现。大凡宗教都宣传“灵魂”和“灵魂不灭”,正像佛家所宣扬的“神不灭”论、“今世”、“来世”等，这些教义成为善恶报应观念的理论根据。
因果报应观是佛教《三世因果经》的主要精髓，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人的命是自己造就的，二是怎样才能为自己造就一个好命，三是积德行善与作恶行凶的因果循环报应规律。这种观念对于良性社会道德观的形成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与民间童话惩恶扬善的精神又极为吻合，所以在故事中被接受并放大开来，成为很多故事的第一精神要义。
最典型的是蒙古族狸猫换太子故事。可汗的头几个妃子都不能生育，善良可人的最小妃子有了身孕，并生下一个儿子，头几个妃子因嫉妒生恨，采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害死最小的妃子，并派人去杀太子，太子躲过劫难，并重新回到可汗的身边，作恶之人最终得到惩罚。如《藏布勒赞丁汗》〔6〕206-216、《孟根托洛盖的故事》〔6〕217-224、《可汗的三个妃子》〔7〕192-194等，其中有些故事中太子为“金胸银腚儿子”,这样的情节在其他民族中是没有的。
“两兄弟型”和“蛇郎型”故事也将因果报应作为主题，善良憨厚的小儿子或小女儿在分家或厄运来临时心甘情愿地成为苦难的承受着，哥嫂或姐姐得以幸免并享受已有财富，神奇的助手或者“厄运”本身使局面发生扭转，小儿子或小女儿过上了幸福生活，哥嫂或姐姐由于嫉妒来争抢，却奇妙地受到惩罚。这类故事数量极多，如《黄狗的故事》〔8〕703-706、1〔8〕687-690、《分家》〔8〕630-631等，固然这类故事是“对逝去已久的末子相续的现实的一种永恒回忆”〔9〕,是对现实社会中“长子继承制的强烈不满和对幼子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10〕,但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始终是善恶的因果报应观念，劝善惩恶是其广泛传播的直接目的。
藏传佛经故事对蒙古族民间童话的人物形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宗教世界的喇嘛形象就成为蒙古族民间童话中频繁出现的形象之一，他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乐善好施，又能降妖除魔，兼具人与神的特性，在很多故事中都是神奇的助手形象，如《莲花佛镇妖记》〔11〕401-402、《塔木素的好汉喇嘛镇服妖魔》〔11〕287-291等。后来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推行，喇嘛拥有了双重的身份，集宗教的阐释与政治的管理于一体，亦官亦僧，于是在故事中其形象也发生了变异，成为不学无术、好吃懒做、贪财好色典型。如在《吃小孩的黄袍喇嘛》〔11〕331-332和《吐金吐银》〔8〕632-635等作品中，喇嘛都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
蒙古族民间童话中的动物形象出现频次较高的龙、蛇、马、牛、鼠、猫、狗等皆为佛经故事中常见的动物。马作为蒙古族的图腾，不仅是蒙古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而且还是主人公的精神伴侣和神奇的助手，在民间童话中出现的频次最高。龙出现的频次仅次于马，尤其是龙女形象，常常是温婉贤淑、聪颖智慧的女性化身，如《龙王的女婿》〔12〕、《演奏家达木丁》〔7〕170-175等。蛇形象的内涵较为复杂，兼具魔性和神性的特质，所以在不同的故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质，如在《宝钥匙》〔13〕32-36、《山的儿子》〔8〕557-561等故事中是作为残暴的恶灵出现的，而在《白银蛇河》〔13〕140-141、《猎人海力布》〔13〕142-145等作品中则是善良、助人的美好形象。
三、汉民族故事体系
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被汉民族文化征服的历史，蒙古族也不例外。元代以来，蒙汉人民交往日益频繁，除了民间各种礼仪和风俗的互相渗透以外，很多汉文故事都被译为蒙古文并在蒙古地区开始流传，如《骑黑牛的少年传》、《三岁小儿传》等。
明末清初，《列国志》、《隋唐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历史小说、神怪小说等也被译介为蒙古文①,更有胡尔齐说唱艺人根据汉文小说改编的“本子故事”在民众中传唱。这都直接影响到了蒙古族文学的生成方式。对于这一现象，郝苏民先生的《西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卷〈孔子项讬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14〕、曹道巴特尔的《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15〕都有过论述。
蒙古族民间童话对汉文化的接受，首先应该考虑道教文化的传入。道教信奉的神，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土地爷等，被蒙古族人普遍接受，在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中多有出现。在这些神仙中，少数人的身份是被明确告知的，绝大多数是以老爷爷的身份出现的，这些老人白发须眉，来去无踪，正是道教神仙的形象，彰显了道教的神通广大和救人于危难的特征。
宝物和魔法想象，同民间的道教信仰也有一定联系。道教信仰中就有使用法器和禁咒、符箓降妖除怪的内容，常常会转化为故事情节，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就很常见。这种想象与民间童话原有的宝物形象汇合起来，形成了蒙古族民间童话重要的故事母题，很多故事叙事动力都来自宝物的出现，如《两个宝蛋》〔16〕、《兄弟三个》〔11〕371-377等。
对于蒙古族来说，蒙汉文化交融的另一个特质即是农耕文明的开始，这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被有效呈现。它不仅表现在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上，聚族而居，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也表现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上，很多两兄弟故事或者异类婚故事都是按照这样的社会分工展开叙事的;还表现在日常使用物件的变化上，这在宝物母题的故事中最为明显，如石磨、笛子、人参、葫芦、烟嘴儿、珍珠等;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信仰的接受，如对龙的信仰，尽管龙是佛教信仰中的神，并非所有信仰佛教的民族都像汉民族一样，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但是龙王形象在神仙精怪类故事出现频次最多，龙女也成为很多故事的主角，蒙古族民间童话已经刊布的与龙相关的故事保守统计起来不止一百个虽说汉民族民间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神的民族故事群，它在文化精神、故事母题、人物原型上自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些独特之处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可以找到清晰的痕迹。
综上所论，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是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的多元复合体，在文化上表现出驳杂而丰富的样貌，但由于蒙古族居住地幅员辽阔，相对分散，在不同地域范围内呈现出的多元复合形态有所不同，如新疆地区的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以阿尔泰故事体系为主体，而东北喀左地区的则表现出鲜明的汉化倾向，这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具体进程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 [美国]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6.
[2]赵永铣，巴图.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印、藏民间故事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5)：74-78.
[3]陈岗龙，色音.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1994,(1)：55-60.
[4]萨日朗.《贤愚因缘经》与蒙古族民间故事[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那木吉拉.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5-30.
[6]王清，关巴，编.蒙古族民间故事[G].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206-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