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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着意将吴用塑造成智慧的化身，这使他读书人的身份在群魔乱舞的梁山上得到很好地保持，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吴用形象驳杂性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水浒传》中的吴用形象驳杂，其人生充满儒与侠、智与诈、义与忠的矛盾。这种驳杂性应是原始材料底色和后期加工痕迹叠加的结果，体现了今本《水浒传》创作的一种成功策略：将“忠义”与“叛逆”这看似相悖的元素糅成一体，利用二者之间的张力构建一个恢弘的悲剧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宋江对“忠义”的追求因吴用的推动和映衬更显执着，而吴用形象也因此在淡化强梁底色、凸显智慧特征的同时保持甚而加强了叛逆色彩。这是吴用形象驳杂性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水浒传》;吴用;形象;驳杂
在《水浒传》中，①军师吴用不仅先后拥立了晁盖、宋江两任寨主，而且为梁山事业蓬勃发展屡建功勋，堪称一部“水浒”大戏里举足轻重的超级配角。然而，虽然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同为运筹帷幄、居功至伟的军师，吴用却并未成为堪称士人楷模的崇高典型，其人生中充满儒与侠、智与诈、义与忠的矛盾，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明显的驳杂性特征。兹试辨析之。
一、儒与侠
吴用形象的驳杂由其名号可见一斑。《水浒传》中的吴用姓吴名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绰号“智多星”，未上山前还人称“教授”，称谓如此繁复，唯有宋江堪与比肩。水浒人物的定型有着漫长历史，繁复的称谓显示了吴用形象复杂的流变过程。吴用较早出现于龚开《宋江三十六赞》时称为“智多星吴学究”[1](P20)，这里的“学究”可能非名非字，而是吴用原型的一种身份。于慎行《谷山笔尘》载，宋神宗时改革科举制度，应进士考试经义论策，取中的分为五等，最后一等“赐同学究出身”[2](P91)。“学究”后来变成读书人乃至私塾教师的通称，《水浒传》中吴用正是以此身份进入读者视野。第十四回有如此一段肖像描写：“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里的吴用分明是一介儒生打扮。同回中素昧平生的刘唐说“不干你秀才事”，向来相熟的雷横也说“教授不知”，特别是吴用“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更是坐实了吴用以教书糊口的落魄秀才身份。
“吴用”这个名字不见于《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等早期水浒材料，大概在与《水浒传》大约同时的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中首次出现，是吴用系列名号中最为晚出的一个。俗话说：“梁山泊的军师――无(吴)用。”这很让人怀疑吴用这个名字里是否“寄寓了作者对粱山出路前途的思考”[3]。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终生无缘功名利禄，学业无成者又往往因不善农耕商贾而被讥讽。而古典通俗小说里大量出现的多谋广识的书生形象，未尝不是同样境遇的说书人和写作者对这种轻视目光的一种反击。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无用之用，正为大用也。像吴用这样胸藏韬略的下层知识分子，不得志时默默无闻俨然不及中人，然而一得其时即纵横捭阖，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辉，焉能说“书生百无一用”?明郎瑛《七修类稿》之《辩证八》中“嘲学究”条曰：“近世嘲学究云：‘我若有道路，不作猢�王。’”这应也是吴用潜伏乡野时心灵的告白。
《水浒传》着意将吴用塑造成智慧的化身，这使他读书人的身份在群魔乱舞的梁山上得到很好地保持。不过，吴用还是位武艺超群的侠士，两军阵前他“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第七十六回)的古怪打扮恰是其形象兼具“儒”、“侠”的标识。羽扇通常是儒将指挥作战所用之物，铜链却是比较罕见的兵器。第十四回吴用甫一出场就能看破雷横危局，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武术见识;而他拿两条铜链将两位朴刀高手一下分开，更可见他的武功造诣水平不低。原始的吴用形象可能本来就以铜链为兵器，在今本《水浒传》中因为情节需要而得到保留。作为一曲反叛者的颂歌，《水浒传》尚武任侠的倾向在几乎所有正面人物身上都有体现。林冲、鲁达等军官出身的自不必说，像保正晁盖、押司宋江、员外卢俊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精英也都以习武交游为人生要务。甚至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这样以文谋食的普通百姓，在梁山附近被王英拦住，也都心中“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杆棒，径奔王矮虎”(第三十九回)，所以作者让吴用懂武术有侠气也就不奇怪了。在以后的故事里，尽管我们无缘再见吴用一显身手，但看他结交三阮、戴宗、萧让、金大坚等人，再看他劫生辰纲的积极主动和反上梁山的无牵无挂，显然都于儒甚远而与侠更近;尤其是最后吴用如侯生自刭以报信陵君一样，坚定决绝地为宋江陪葬，更是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赵策一》)的侠义古风。
二、智与诈
“智多星”是吴用众多名号中来源最早也影响最大的一个。龚开《宋江三十六赞》由此绰号演绎赞词曰：“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4](P20)看来彼时的吴用还是个酒色之徒，[5](P67)龚开很是为他的聪明才智用非其所感到惋惜。同时期的《大宋宣和遗事》称其“智多星吴加亮”，虽然此“加亮”不知是否含有超越诸葛亮的意思，但《水浒传》将吴用塑造成“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第十四回)的智慧人物，应该与此有莫大关系。《水浒传》写吴用无处不写其“智”。第十四回吴用初见刘唐即窥出其中蹊跷，第十五回石碣村之行更显其游说之才。智取生辰纲时，吴用先后使出“瞒天过海”、“以逸待劳”、“打草惊蛇”、“苦肉计”、“抛砖引玉”、“暗渡陈仓”、“欲擒故纵”等连环计骗过杨志;生辰纲事发后，吴用在梁山又行“假痴不癫”、“隔岸观火”、“借刀杀人”、“反客为主”等计谋火并了王伦。梁山夺泊后，吴用立即安排“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刀枪弓箭，防备迎敌官军”(第二十回);李云、朱富上山后，吴用认为“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第四十四回)，提出重整山寨、明确分工，充分展现出他知人善任、长于统筹的管理才能。宋江主政更是时刻离不开吴用，三打祝家庄、攻破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华州、打大名、打曾头市、打东平府与东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直至招安及其后征辽、征方腊，靠吴用扭转乾坤、化险为夷者十之***。
《水浒传》虽然将“祭风”、“斗法”交给公孙胜以增加吴用智慧的可信度，但也设计了不少细节表现他的刻奸猾、笨拙与狡诈。对三阮，吴用一边思量“中了我的计”、“正好用计了”，一边却说“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第十五回)对晁盖，吴用多次当面讥讽他“好不精细”、“只是一勇”(第十八回)。对林冲，吴用曾虚情假意地“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第十九回)对关胜，尽管宋江说不必见疑，吴用却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第六十七回)对卢俊义，吴用怕他做先锋打曾头市立功，竟然“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这和宋江对兄弟们推心置腹的诚恳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在陈桥驿校尉杀死辱骂梁山的厢官，他马上建议处死肇事者以防奸臣借机陷害。当宋江为征方腊战死的兄弟痛哭流涕时，他总是劝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将何必自伤玉体?且请料理国家大事。”(第九十八回)虽然势必如此，但吴用之冷静近乎冷酷!还有，吴用头一次施计就被何清看出了破绽(第十八回)，伪造蔡太师书信也出现误用印章的疏漏(第四十回)，策反卢俊义的藏头诗写得很是拙劣(第六十一回)，杭州城下的诱敌计竟害了刘唐的性命(第九十五回)。至于为赚李应而烧了他的庄园(第五十回)，为赚朱仝而斧劈小衙内(第五十一回)，为赚卢俊义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第六十二回)，这就不是“智”或“奸”、“冷”或“拙”的问题，而是令人齿寒的阴损残忍!明人张岱称吴用“诸葛曹瞒，合而为一”[5](P445)，可谓至评。
三、义与忠
吴用与晁盖的合作只有“义”而没有涉及“忠”的问题。吴、晁二人“自幼结交”(第十四回)，后来同劫生辰纲、火并王伦、大败官兵，做的都是“灭九族的勾当”(第二十回)，可见二人义气相投，关系非同一般。然而晁盖毕竟“只是一勇”，仅“图个一世快活”，显然与韬略满胸、心存大志的吴用难以长期共鸣。梁山上名曰晁盖主政，实则吴用当家，这是无奈的选择，而非“晁盖早就被吴用架空”[7]的结果。而吴用与宋江则恰好相反。本来吴、宋二人“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第十八回)，但首次交谈吴用即说：“我知兄长的意了。”宋江也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第三十六回)真是一见投缘。宋江得天书之时，玄女娘娘特地嘱咐：“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第四十二回)似乎吴用逐渐向宋江靠拢是上天的安排，其实是作者借机强调晁、宋两位寨主的区别。吴用和晁盖是脑力和体力的临时搭配，而和宋江是战术和战略的长期结合。宋江在艰难而又悲剧性的“忠义”之旅中执着跋涉时，是吴用智谋的光辉为他指示路途，使他每每转危为安、柳暗花明;吴用的强梁生涯也因为宋江的“忠义”而变成为国为民、流芳百世的正义事业，满腹才华和抱负终得施展，人生价值得到升华。由此可明白何以吴用迅速与宋江结成形影不离的新搭档，而把老朋友晁盖晾在一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吴用不顾晁天王遗言，对活捉史文恭的卢俊义登上寨主之位极力阻挠;甚至最后吴用千里迢迢赶来宋江墓前自杀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然而，吴用的“义”与“忠”并没有在与宋江的关系中得到统一，反而在招安问题上屡屡冲突。第一次招安时(第七十五回)，宋江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却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但吴用还是传令：“恁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后来发生的“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等事，显然都是吴用的安排。第二次招安时(第七十九、八十两回)，宋江满怀期待，吴用则安排诸将做好埋伏，一听不赦免宋江就让花荣射死使者，招安又归失败。第三次招安时(第八十二回)，吴用尽管满心欢喜，接受招安，但还是建议：“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分明是预留一手以备不虞。
吴用并非反对招安，而是认为时机未到就招安不能实现梁山兄弟利益的最大化。吴用对招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对昏君佞臣的清醒认识，体现出一个谋略家的敏锐和冷静，但也可见其招安策略的功利性和宋江报国安民理想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在第八十五回辽国欧阳侍郎劝降时表现得更明显。第九十回破辽无功反受猜忌，“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吴用对宋江说：“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众多弟兄亦皆快活。今来受了招安，为国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弟兄们都有怨心。”并且说：“古人云：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观形察色，见貌知情。”可见吴用看重的还是个人意义上的成败得失。有学者认为，《水浒传》“忽略了吴用由一个封建秩序的叛逆者到重新成为其维护者的思想转变过程”[8]，显然这个转变是不存在的。尽管吴用因襄助宋江而尽展胸中抱负和才华，最后为知己恩义而死得其所，然而他仅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士”，而非“死而后已”的“忠臣”。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吴用形象中儒和侠、智与诈、义与忠究竟于何时杂糅在一起，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由原始材料底色和后期加工痕迹叠加所致。《宣和遗事》本来有吴用(当时叫吴加亮)向宋江转述晁盖东岳进香之梦和“助行忠义”[9](P43)遗言之事，《水浒传》将这段与“忠”有关的情节从晁盖故事中完全剥离并归之于宋江，吴用也随之变成了李逵一样只讲义气的朝廷叛逆者。强化宋江之“忠义”的同时突出其他好汉的桀骜，应该是作者基于以下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成功策略：好汉们越是离经叛道、桀骜不驯，悲剧性结局越让人扼腕叹息;而众好汉反叛的力量越大、招安的结局越是悲惨，越能凸显宋江执着于“忠义”的重要和难能可贵。作者正是将“忠义”与“叛逆”这看似相悖的元素糅合成一体，充分利用二者之间的张力构建了一个恢弘的悲剧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宋江对“忠义”的追求因吴用的推动和映衬更显执着;而吴用形象也因此在淡化强梁底色、凸显智慧特征的同时保持甚而加强了叛逆色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或大或小的不足和纰漏，但这种天才的大胆构思的确是《水浒传》持久魅力的源泉之一，也是吴用这个人物形象驳杂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4][6][9]朱一玄、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Z]. 天津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于慎行.谷山笔尘[M].中华书局，1984.
[3]黄文超.吴用者，无用也――吴用形象塑造意蕴探析[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43-45.
[5]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张国风.晁盖早就被吴用架空[J].文史知识，2009(2)：44-49.
[8]宁常泰、李相东忠.忠与智：位移与强化――论《水浒传》文化整合思想对宋江、吴用形象的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2000(2)：169-176
注释：
① 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所引《水浒传》相关回目及原文皆据此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