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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思路
“十三五”时期，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性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的规划引导和宏观指导，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构建以城市群、经济带、重点经济区等为支撑的功能清晰、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协调联动的多中心、网络化区域发展格局。
加强群区耦合。提高城市群的辐射力和带动力。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长等城市群。下一步，需要在加强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网络化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的基础上，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强化城市群内部功能整合，提升城市群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同时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要顺应城市群和经济区相互耦合的趋势，推进空间结构的优化。以城市群为核心，形成东北、泛渤海、泛长三角、泛珠三角、海峡、中部、西南、西北八大经济区。这种空间组织模式，既能发挥各区域自组织、自协调、自调整的能动性，加强相邻各省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中央政府也能发挥统筹协调能力，消除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缩小区域差距。
加强轴带引领。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方式组合条件好，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一级开发轴带主要有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广京哈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包昆经济带等。这些主要交通干线形成了比较明显的经济隆起带，对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发展轴线外，沪昆经济带、沿边经济带、汉江经济带、胶济邯经济带、大(同)太(原)运(城)经济带、呼(和浩特)包(头)银(川)经济带等可以作为国家二级轴带。
加强开放合作。“十三五”时期，不仅要继续深化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内陆地区开放的带动能力，还要加快推进沿边、沿江和内陆地区开放，通过开放促改革、促合作、促发展。同时积极构建国际区域合作机制与交流平台，全面促进国际国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当前，推进国际区域合作的战略重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应以国际大通道为依托，通过珠江-西江经济带，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深化珠三角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把长江经济带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起来，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并加强与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通过深化东北亚的国际区域、次区域合作，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核心区和重要枢纽。
在加强国际区域合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内区域合作。应通过国际区域、次区域合作，拉动或引领国内区域合作，通过国内区域合作支撑国际区域、次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
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进一步消除行政壁垒，积极推进区域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土地要素市场建设，建设区域性产权交易平台、技术和人力资源市场，积极推进城乡土地资产市场一体化，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和优化配置。推进区域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制订和完善信用法规和标准，共同打造信用信息大平台，推进信用服务市场建设，共建市场信用监管体系。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福利特权和针对非户籍人口的歧视性规定，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加快完善各类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机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加强对城市群、经济带和重点经济区的规划引导。
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作用，重点对跨行政区、次区域进行规划引导。“十三五”期间，应启动若干重大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如编制城市群规划和重点经济区的规划。编制黄河、淮河、松花江、辽河、汉江等流域的发展与合作规划，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在市县层面，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避免规划之间的脱节和冲突，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全国，构建上下一体相互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全国性的空间规划、区域性的空间规划、市县层面的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应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加大对特殊类型地区的分类指导和支持力度。
更加关注空间布局分散、共性问题突出的特殊类型区域，进一步明确政策支持单元，完善差别化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缓解问题区域的突出矛盾。切实改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贫困地区与扶持贫困人口相结合，提高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落实好对滞缓衰退型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对农产品主产区的支持政策。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要继续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
健全区域合作互动机制。
建立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域合作模式，发挥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网络。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创新区域合作方式，探索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鼓励成立各类区域性社会组织，明确区域性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对区域性社会组织的产生、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予以规范和指导。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供给。建立区域合作的服务体系，搭建各类合作平台，促进区域信息资源、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共建共享。完善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制度和措施。鼓励发达地区采取多种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
“十三五”规划 应瞄准哪些重点?
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是要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所以，关键就是速度转换，要给调结构和转方式留出空间。
“十三五”规划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
(一)新常态：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动力在衰减，新的发展动力没有接上，出现了发展动力转换期的空档。另外，是因为需求拉动力的作用一时还不能接替供给推动。
1、稳(保)增长是实现“十三五”目标的前提。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是要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所以，关键就是速度转换，要给调结构和转方式留出空间。
虽然新常态表现为中高速增长，但是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达到的，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前，我们的经济仍然处于下行区间，这种下行不是新常态。如果速度持续下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如：产能过剩的风险，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债务违约的风险，局部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势的分化所引发的风险，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防范这些风险的基础是稳增长。
2、改善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机制。既然讲到保增长，我认为当前需要改善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机制。一般认为，在合理区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只有达到通货膨胀的下限或者失业率的上限时才要实施紧缩或者刺激的宏观调控政策，目的是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空间。但现在宏观经济已经临近合理区间的下限，宏观经济需要加大刺激力度，如果到了下限才进行调控，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还要研究宏观刺激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要发挥政府投资平台的作用，经济处于下行，止跌回升更需要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二是要活跃金融投资活动。判断我们金融是否落后，不只是看它有多少贷款、贷款项目的安排，关键是看金融投资活动是否活跃。三是减轻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最重要的一个是降息，一个是全面减税。
(二)转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转方式需要创新发展方式，目标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转方式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由片面追求速度转向可持续发展;三是由单纯依靠改革推动转向需求拉动;四是要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1、转方式的政府作为。适应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政府要有作为，而政府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规划上。“十三五”规划对涉及到经济增长方面的指标，可以是指导性的，预测性的，但是对涉及发展方式的指标，必须是约束性的。增长的指标，物价上涨，就业的指标，可以是指导性和预测性的，但是对于一些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如节能减排、土壤、水和空气质量、绿色技术的采取和采用问题，这些指标都必须具有约束性。
2、投资配合消费拉动。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消费拉动，也需要投资拉动。在“十三五”规划中，应该把这两者协调起来，更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培育消费力。消费力主要包括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第二，发展消费经济。消费型城市和服务型城市建设是城市化的新内容，城市的服务性、消费性发展起来了，服务经济也就能发展起来。第三，拓展新型的消费业态。网络消费、文化消费、健康消费等，都是消费新业态，需要进一步开拓。
(三)调结构：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
中高速和中高端应该是“十三五”规则发展的一条主线，这主要有四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的中高端化。现在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占到50%，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到了70%，所以，产业结构中高端化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当然，服务业化不等于去工业化，尤其是江苏工业比重比较大，追求服务业的比重绝不能以牺牲工业为代价，而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比工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一点。
第二个方向就是产业类型、产业水准转向中高端。这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理论问题是，拘泥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产业距离，更谈不上进入世界产业前沿。第二个理论问题是，过去一般都是谈模仿，谈引进创新。模仿和引进进不了高端，只有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个创新起跑线，才能进入高端。因此，中高端的目标，应该是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或者说培育代替的比较优势，突出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个方向就是全球的价值链的分工进入中高端。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有规模优势没有附加值优势。产业结构进入中高端的重要方面就是依靠创新攀升价值链中高端：一是在已有的全球的价值链上，通过边干边学研发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攀登价值链的中高端;二是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建立以我为主导的价值链，在全世界布局，品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在中国，但是生产环节可以布局出去。
第四个方向就是传统产业进入中高端。一个地区的产业水平，不仅要看有没有新兴产业，还要看这些传统产业有没有进入中高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就是指传统产业实现技术上的跨越，现代传统产业中高端化的路径，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智能化+，一个是绿色化+，这三化在中国的传统产业中间也得到体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互联网+”的产业升级效应。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应该把响应“互联网+”作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促创新：创新驱动成为转方式的新常态。
从创新发展方式的角度说，创新是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驱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的引擎。
1、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标志。从哪几个方面来衡量创新驱动?一是强调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省份的两大评价指标;二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创新驱动不能仅仅是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以下四条：一是技术创新向科技创新提升;二是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并且充满活力;三是人力资本成为投资重点;四是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重点环节。
2、以产业化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产业创新是创新的终端。创新要实，实就实在要靠产业化创新来培育新的增长点。产业化创新具有两个导向，一是市场导向，市场决定创新的商业化价值;二是科技水平的导向，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发现决定创新的科技价值。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产业化创新，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市场价值并进入科技前沿的产业。产业化创新，是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的有机衔接。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企业要在产学研的协同中发挥创新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