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秘书的文化内涵论文_范文写作网,北京打狗,东兴信息网,义乌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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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一、秘书文化素养的现状

　　（二）文化基础薄弱，语言表达能力不足

　　屈原在长篇哲理诗《天问》里一口气提出了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哲学、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人震撼。苏轼《琴诗》“若言弦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通过对假设句和反问句，揭示了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赖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这么一件事，腐朽的清朝政府曾向德国借款修胶济铁路，双方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款规定：沿线铁路左右里内煤铁等矿德国有权开采。这里的所谓里，原意是指铁路左右共里。因为语言表达不准确，模棱两可，被德国人钻了空子，被说成是左右各里。清政府白白将里的开采权“拱手”送给了德国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此，注意恰如其分地使用语言，对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准确无误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极为重要的。秘书人员提高语言素质，是当好领导助手，搞好服务工作的重要基础。

　　（二）知识结构不足，审美能力不高

　　1.秘书知识结构需要不断完善

　　新时期的秘书要具备“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这是当代提高秘书工作科学化水平和行政效能的需要。在文化知识结构上秘书应当是“杂家”。所谓“杂家”,在古代是九流之一,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相提并论。这里借用“杂家”这个词来说明秘书须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结构。近年来，许多企业在招聘秘书一职时，不一定只限于招文秘、汉语言文学类专业，其他自然科学专业，例如：物理、数学、化工、计算机技术、机械等专业人员皆可。因为这类人员有些不但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文书工作表现突出，语言表达及攻关能力较强，还有些外语水平较高，搜集资料与处理信息能力较强，完全胜任秘书一职。为领导决策提供较好的辅助，减轻领导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广博知识结构也是现代秘书必具的素质之一。

　　一个普遍的哲学道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关键。

　　2.秘书审美能力不高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一些文学知识和艺术知识非常欠缺，不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文学的文化属性，是通过艺术画面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出来的，因此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观念、衣食住行等等的描写，无形中伴随着愉悦渗透在秘书的脑海中。从推销的角度看，两个推销员的仪表、仪态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同。显然，这是美在起作用。文秘人员不仅要懂得美的效应，自觉地追求美、运用美，而且要正确地判断美、把握美，真正理解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审美观念。文秘人员不一定要弄懂或者研究有关美的本质的理论，但是应该学会在平时的审美活动和工作实际中理解美的基本特性和品质。

　　（三）写作意志薄弱，公文质量不高

　　1.秘书写作意志薄弱

　　秘书写作是受命写作,要受到组织意志、领导意图、公文格式等制约,它的特珠性决定了秘书人员要在写作中发挥才干,化被动为主动,才能真正发挥公文应有的效用。从写作主体看,任何写作行为的产生都有其动因。如文学创作是因社会生活中的人、事、物或是某一现象等刺激了写作者,引起他们的创作灵感和欲望的一种行为,其创作驱动力来自于内部。现在很多秘书不愿写文章，一听要写文章，就头痛，“横眉冷对方格纸，俯首咬碎钢笔头”。其中关键是胸无点墨，言之无物。

　　2.公文质量不高

　　现在多用网络办公，要求写公文要快，为此，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才能熟练地掌握公文写作规范、格式、流程。

　　XXX同志在从事秘书工作或领导秘书工作的几十年中，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一次，他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纲后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同年，在看了《决议》讨论稿之后，小平同志又对中央负责人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三、培养秘书文化素养的途径

　　（一）博览群书，提高文化底蕴

　　经典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人文意蕴，能够陶冶情操，升华思想。余秋雨说过，阅读经典是课外阅读的最高境界，也是一个成熟的阅读者必须经历的一段生命历程。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平时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经典著作，才能提高文化底蕴。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篇二：

　　摘要：秘书职业历史悠久。从文化的角度看，秘书职业自古就以不同职称存在着。他们大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同时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创造和记录。

　　关键词：历史，传承，创造。文化内涵

　　我国最早的秘书是史官。国部落联盟昌盛时期自黄帝时代至夏朝建国。据古籍记载，黄帝除了设置六相以外，还设置了史官，陪侍于黄帝左右，记录言行，汇编成册，以备忘、信守。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秘书人员。“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当时的官名套用于黄帝时期。史官的出现，是秘书工作起源的标志，他们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整理、保管。秘书工作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㈠秘书对文化的传承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秘书当是活动在天子、诸侯身边的史官，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史官到秘书，他们对于中华名族文化的传承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据记载，甲骨卜辞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最早的文字形式记录。同时，他们也是史官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档案，“秘书”一词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宫禁中的秘藏之书，二是指诚纬图篆等书，三是指官名，四是指官署名称、这说明，

　　秘书职业与中国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样与中国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特文化模式的形成与秘书活动直接相关。正像许多文化史家所认识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具有明显的历史化特点。

　　㈡秘书的文化创造性

　　从古至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在某一领域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或一些知识分子，大都有过秘书的经历。古有王安石、苏轼等，就连老子也有“周守藏室之史”的经历，用历史的眼光看，秘书不仅仅自身是文化人，还是文化的创造者，这不仅是他们职业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他们的工作岗位性质决定的。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而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形式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秘书大多都是书法家。三国时期的钟繇，楷书定型的奠基者，同时也是魏国著名的秘书人物。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曽担任过秘书职务，他的《兰亭亭》闻名于世。所以，从书法史上看，秘书对文化创造也是有着很大的贡献。从文化上来看，文化本就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正是现有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秘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也就为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传承和创造提供了基础。在现代，秘书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大多与他们挂钩的是智慧，正如古代的军师，总能思考出好的计谋，他们间接的影响着领导的决策，间接的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秘书也是物质和文化的创造人。

　　㈢秘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素养，指素质和修养。不仅是秘书工作，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素质和修养，因为职业素养直接影响到工作质量和效率。概括说来，秘书工作人员的素养，既包括合理的知识储备、相当的专业技能，又包括成熟的职业性格、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从秘书的工作性质看。首先，他们要善于思考，有谋略。其次，知识广博、视野开阔。也是他们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从历史上看，很多秘书人都是知识广博，事业开阔，有屈原、贾谊、白居易等文学家，也有刘向、高士奇等历史家，梁鹊、王羲之，明代沈度等是书法家。对于现代，秘书更是综合了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点，一个文化内涵很深的人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会走的更远更好, 如像我们国家政府机关的很多领导,绝大多数是从秘书起家的

　　这些领导当秘书的时候，一定都十分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从而促进自己在自己道路上的发展。文化内涵需要一步步的积累和学习，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对工作对自身的理解，对自己能力的提高。同时秘书的文化内涵和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分不开的，优良的道德修养是秘书职业内在要求，也是一个秘书最基本需要具备的素养。秘书职业在发挥其自身作用的时候，它内在所伴随的文化底蕴业也随之流露。秘书扮演的角色，在行为中就是在将自己的思想和所在的环境文化以及道德素养相结合，达到最优质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秘书文化也是一面旗帜，一面了解自己，感受环境，综合发展的旗帜。

　　㈣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

　　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由多方面形成的，秘书的社会实践和意识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等各种因素构成。①从古至今，秘书在社会的发展中都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扮演着两种人格，一种是一个学者，历代的秘书们，不管职位的高低，他们大多是智慧的代名词，“皓首穷径”、“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奉行着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节。一种是政客，对于秘书职业的特殊性，他们都伴随在皇帝、官员的身边使他们很看重统治阶级主流话语的“道德主体”的完善，这也就形成了他们在价值判断中，更倾向于“理性”。他们往往不在乎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着眼于个人的精神的愉悦，而是从自我与国家、与上层官员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体心性的得失。②气节是我国古有的道德标准，也是秘书职业的立身处世之道，这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双方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秘书一方面要给自己的领导最忠实的建议，所谓“忠言逆耳”。另一方面，秘书必须维护自己领导的权益。所以自古以来就不伐有敢于秉笔直书、效忠理想以至亡身等等。③秘书职业中为数众多，常被提起的是守信与成才。讲究信用的秘书历来被称为有道德修养的人，所讲信用被认为是秘书人格境界的重要体现。

　　总而言之，秘书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者、创造者、记录者，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和道德修养更是他们职业的一面旗帜。

　　篇三：

　　【摘要】秘书职业历史悠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群体既是文化的记录者、传播者，又是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同时他们又是社会群体中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阶层。因为这些原因秘书职业也就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社会执业门类。

　　【关键词】秘书；史官；创造；文化内涵

　　秘书职业在中国的形成历史悠久，远在上古三代时期，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史官即为履行秘书职能的文职人员。他们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整理、保管。后代各级政府中的文秘人员及现代意义上的秘书职业，即由此发端而来。所以，秘书工作在中国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积淀并浓缩着高度人文精神的、具有厚重文化内涵的职业。本文以下对此问题拟予简要论述。

　　一、秘书是文化的记录者、传播者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秘书当是活动在天子、诸侯身边的史官。许慎《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中”是“簿书”，即今之案卷。由此可见，“史”的本意即手持简策记事的官员。《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的分工虽有不同说法，但两处文献却都说明在我国远古时代，史官的职能有所区别，他们的工作是分为记言、记事两部分这个事实。这些史实都验证了史官确实就是活动在最高行政首脑身边的文秘人员。

　　中国古代的文秘人员是历史文化的记录者、传播者。甲骨卜辞一般被认为就是最早的中国历史的文字形式记录，这是商代后期的统治者刻在占卜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们也是史官保存下来的重要历史档案。除甲骨卜辞外，商代的铜器铭文也被认为是正式史著的源头，它们出自政府高级文秘人员之手也当是不争的事实。在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外，比较常见的是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文字，另外，也出现一些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如记诉讼胜利的铭文，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等。从铭文所涉及内容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甚至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裘锡圭先生认为西周铜器铭文的全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铭文篇幅加长，一是铭文内容丰富。不仅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西周时期已很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尤其详细记录周王对毛公诰命之辞的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文字多达498个。这样的历史文献，如果不是由专业的文秘人员承当撰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包括其他各类活动在执政者身边的文职人员，实际上都承担着秘书工作的重任，他们记录着历史，传播着文化。

　　二、秘书是文化的创造者

　　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凡那些在政治领域有影响、而在文化上又卓有建树的学人、知识分子，大都当过秘书。如老子，作过“周守藏室之史”；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这个岗位上，他实际也干了不少秘书的工作；其他如王安石、苏轼等都曾干过秘书工作。苏轼在北宋元祐年间知制诰，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撰写过一道又一道诏令。王安石在宋仁宗时代也曾知制诰三年，为他后来的厉行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而上述这些人又都是文化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所以，用历史的眼光看，秘书不仅自己本身是文化人，同时他们也是文化的创作者，这既是他们职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其所处岗位所性质决定的。从现代秘书职业来看，秘书在领导者身边工作，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其职责是为领导服务，实际也是在间接推动着本领域各项工作的向前推进，特别是一些高级秘书，他们的思考、经验、智慧往往就是领导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秘书做到了与领导在思想上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工作上的紧密配合与协调，那么，不仅领导决策更能走向科学化，工作的开展也会更加有效。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秘书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不是对物质、精神文化的创造人又是什么呢？秘书人员要做好谋划工作，必须谋在全局，要有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战略眼光，正所谓“身在卒位，胸为帅谋”，要有开阔胸襟，宽广视野，时刻关注大局，认真研究大事，准确把握大势，时时处处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分析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供领导参考；必须谋在长远，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秘书人员既要善解当务之急，更要善谋长久之计，既要理琐事、查细节，又要谋大势、谋全盘，做到超前预见、未雨绸缪、临危不乱；必须谋在实处、谋在有效，不能纸上谈兵，而要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提出的对策建议切实可行，并且能出实效。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的创造更离不开文字的应用，而文字的书写——书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翻开一部中国书法史，则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秘书们身兼书法家的确实比比皆

　　是。三国时期的钟繇，楷书定型的奠基者，同时也是魏国著名的秘书人物。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担任过秘书职务，他的《兰亭亭》闻名于世，其子王献之曾任州主簿、秘书郎，也是著名书法家。唐代的虞世南，善文章，其书法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北宋四大书法家米蔡苏黄，一般就曾是秘书执业人员。所以，从秘书多为书法家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文化创造中的贡献。

　　三、秘书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秘书职业的文化内涵还体现在：这个群体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并体现出如下文化精神：首先是善于思考，富有谋略。因为处在决策层边缘，秘书工作的好坏，实质上也会对全局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大多数秘书，一般都能做到忠于职守。周恩来身边的秘书也是这样，周总理曾告诫身边的秘书人员对各部门报告、情况等，他要求秘书先阅读‘吃透精神，然后把文件提炼成几百字后再给他批阅，签字’。他对秘书的要求是：你们在我这里，就要能够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试想，如果秘书们不善于思考、不勤于动脑，那么周恩来这样的交代也就是没有必要的。其次，知识广博、视野开阔。历史上有建树的秘书人无一不是知识广博、视野开阔者。屈原、贾谊、白居易、左雄、苏轼、苏辙等是文学家；刘向、高士奇、赵翼等是史学家；梁鹊、王羲之，明代沈度等是书法家；程邈、耶律突吕不、窦尔德尼等是本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者等。而现代秘书工作更是综合了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点，如哲学、美学、历史、文艺等学科领域，秘书工作往往都会涉及到。没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知识视野，实很难承担秘书工作。第三，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现代秘书侧身领导者中间，既是领导者下级，又是领导者某种程度上的代表和体现，充当沟通上下、联络各方的中介，其地位特殊，角色重要，所以，优良的道德品格实为其从业的内在要求，文化素养培养其道德情操，道德与文化，对秘书人员来说不可分割。秘书也讲求无私奉献。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古代士大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思想，都是现代秘术人员培养道德情操取之不尽的源泉。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身体力行，造福社会，显示了公而忘私，默默奉献的精神，处在统治者身边的秘书们也不例外。他们中不少人谦和诚信，讲道义，勤俭廉洁，后来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谏臣。这和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分不开的。

　　四、平衡是世间的普遍规律，从宇宙、自然、社会、经济到领导班子、人们自身都无一例外，秘书工作尤其如此。秘书是联系领导与外界的中枢，是及时传达领导指示、反映下情信息的桥梁。搞好各方面的协调、促进各种关系的平衡，是秘书人员的职责所在，也是秘书工作的难点所在和秘书人员的水平所在。秘书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必须把握好平衡，领导与领导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这件事与那件事之间、这句话和那句话之间等等，都必须考虑到平衡协调。平衡了，工作就做好了；不平衡，必然要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平衡学是秘书学的极为重要的内容。秘书人员必须学会协调的技巧、掌握平衡的艺术，做好理顺关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促进和谐的工作。秘书要协调各方、平衡内外，必须敬德修身，注重自身的品行修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天下为公，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搀杂个人好恶，不夹带个人私利；必须正确把握自身角色定位，参谋不决策、服务不代替；必须贵和尚中，心态讲平和，处世讲和气，关系讲和顺，结果讲和美；必须求真务实，客观公允，当老实人，讲老实活，做老实事，是非分明，公道正派。

　　五、秘书文化是服务文化。秘书工作的方方面面，说到底就是一个服务，为领导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有政务性服务，也有事务性服务。因此，秘书文化也是一种服务文化。秘书人员的服务，必须是全身心的，不分大小，不论巨细，不论繁简，尽心竭力，全心投入，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务求完美；必须埋头苦干、甘为人梯，甘当幕后英雄，既要有甘做小事、琐事，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耐力，又要有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定力，不图虚名，不骛虚声，能吃苦耐劳，能澹泊名利，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必须能小中见大、拙中见智，判得明轻重，分得清缓急，善于观察、敏于思维、见微知著、勤于实践.

　　总之，历史的看，秘书不仅是文化的记录着、传播者、创造者，他们也是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群体。秘书职业的文化内涵就主要体现于以上这些方面。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下），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65页。

　　2.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483页。

　　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88页。

　　4.同上，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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