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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梳理了2000年-2017年以来关于人口红利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从定义出发，通过厘清对概念理解的误区，重新审视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发现人口红利作为“人口机遇窗口”和经济增长的条件，通过人口数量、年龄结构以及储蓄和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机遇窗口期在不断收缩，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创造人力资本红利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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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人口结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劳动力、资本密集型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人口优势消失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引发担忧。2015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人均国民收入3 500美元，中国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但是根据国际经验，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往往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尽快步入发达国家，是目前的核心研究话题。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重要的组成要素，其数量、质量和组成结构都深刻影响着经济的结构和发展速度。“人口机遇窗口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这期间，社会总和生育率较低，医疗技术将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给绝大多数的经济体提供了一个迅速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腾飞的机会窗口。而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缩减成为又一个新的课题。
目前来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人口优势：中西部地区依然有廉价且受过良好义务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地区间发展差异显著的条件下，他们大部分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若中西部地区能够发展好县域经济，依然能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能否利用好这种人口机遇，关键还在于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将人口结构优势释放到经济增长中去。
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结合中国当代的发展现状，劳动力基数大，但是年龄结构却在不断向老龄化社会转变，如果产业不能实现转型，技术创新还没能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时候，很有可又能因为“未富先老”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产业能够实现成功的转型，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即使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化，但是经济依然能保持持久的增长动力。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检索了2001年到2017年以来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的核心代表文献，通过汇总以上文献：我们理清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发现目前诸多研究和媒体话语存在概念误用，人口是否能给经济带来额外的红利，还有赖于当时的经济结构、较低的失业率以及实际的社会抚养负担；文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确实支撑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这种人口机遇窗口期表现为更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劳动力普遍接受义务教育而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及他们通过增加储蓄和投资为经济增长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投入；近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机遇窗口期”在不断收缩，这意味着需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来替代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红利缩减。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概念和误用进行梳理；第二部分，通过国内外核心代表性文献，梳理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第三部分，在目前“人口机遇窗口期”缩减的时候，通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储备，发起新一轮的“人力资本红利”；最后，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延续“人口红利”，发起“人力资本红利”的相关的建议和措施。
一、 人口红利的界定――从定义的误用说起
提起“人口红利”，国内大量研究将“人口红利”本身等价于“纺锤形”人口结构：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小，劳动年龄人口（16岁～60岁）占比最高。实际上这种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仅仅构成了“人口机遇窗口期”，而这种人口结构能否为经济发展带来额外的“红利”，还有赖于相应的社会就业岗位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大量失业，以及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否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封小郡（2014）认为，目前对“人口红利”利用存在片面、简化和泛化问题，国内在利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的时候存在的诸多误区，若厘清这些误区，我们才能判断“人口红利”是否在不断消失，以及我们如何延续这种有利的人口环境。
?P于对“人口红利”的误解，第一个就是将“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穆光宗（2008）认为，人口红利只是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条件，如果存在失业问题的话，中国“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只是提供了了一个机会窗口，若要发挥该人口结构红利的话，关键还依靠相关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和对应的产业结构。诸多研究将“人口红利”等同于“低社会抚养比”、“年轻化的年龄结构”，而这些结构特征仅构成“发展窗口期”，人口结构原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但这种“年轻型”的结构却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为经济腾飞创造了额外的助力（刘元春等，2009）。所以，这种机会窗口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年轻型的人口结构不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腾飞，但一个经济体若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持续性增长，通常离不开有利的人口结构（钟水映等，2016）。
第二个理解的误区是“抚养负担比”问题。人口学和劳动经济学通常定义的人口抚养比是指需要抚养的儿童（0岁～16岁）和老人（大于60岁）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被称作“人口负担系数”。但是这种计算口径，忽略了劳动力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若劳动力未就业，尽管他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但依然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目前国内未实现实际失业率的统计，而名义的失业率也缺少实际参考价值。因此，国内研究在计算抚养负担比的时候也通常采用“理论抚养比”。但使用理论抚养比的前提是认为劳动力充分就业，未包含失业的情况，这样会高估人口红利的实际效应。所以，我们真的将“人口机遇窗口期”转变成额外的“红利”了吗？这必须要建立在对“抚养负担比”的正确理解，以及劳动力均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理想状态与实际数据观测还有差别，若将两者盲目等同，便容易造成偏误。 第三的错误的理解是“人口机遇窗口关闭”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缩减只是一个数量变化的结果，并没有反映人口的质量特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劳动力就业具有一定的排挤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增大之间的突出矛盾，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恰恰为化解这一矛盾提供了契机，将挑战变为机遇，依然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密集型投入的经济增长结构面临诸多挑战，大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这意味着，虽然劳动力出现负增长，但减少并不意味着短缺，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的主要是熟练技术工人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技能型人才，非熟练工人实际上依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而目前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只是在缩减，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关闭，依据人口惯性规律，这个周期也需要至少持续20年左右，这期间若能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依然能够继续释放人口因素创造的额外收益。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
自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的极限问题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探索的核心内容之一。实际上，人口之所以能给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红利”，我们还主要从整个人口的结构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这些人口的消费投资行为来进行探讨。
1. 人口数量与结构。人口红利的标志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得以保证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和生产性，“纺锤形”的人口金字塔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供给。人口因素主要通过如下两个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一，劳动力数量和生产分工，王德文（2007）认为，劳动的分工能够获得规模化收益，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利于扩大分工效应，实现产业的细分和布局；二，劳动力参与，汪小勤（2007）等认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助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增加，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国内外大量学者采用跨国数据和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对人口结构的贡献效应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特有的年轻型的人口结构。Bloom等（1998）通过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发现，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东亚各大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结构因素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蔡?P（2004）计算得出，劳动年龄人口、低抚养比等人口结构因素贡献了东亚奇迹的四分之一；王丰、梅森（2006）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比例约为15%。尽管不同分析方法估计的影响效应有差异，但人口结构因素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已经得到证实和肯定。
2. 储蓄与投资。储蓄率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有一条影响渠道。个体生命周期中，一个人年轻时储蓄率水平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增加也带动了储蓄率的提升；到中年以后，尤其是退休之后，储蓄率再次出现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收入水平高，个体创造的平均收入大于平均消费，而且这些储蓄能够进一步促进投资。Modigliani（1954）利用改进了的宏观周期性理论分析得出，当儿童和老人比例较高时，劳动年龄人口负担重，这些人口的储蓄和投资能力更低，因此更加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显然，年轻型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其经济活力更大，发展的势头也更加强劲。Leff（1964）对74个经济体的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抚养负担比与社会储蓄率水平呈现负相关系。Louis（2005）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平均水平为百分之三十左右。为什么年轻型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拉动整个社会的储蓄率水平呢？主要有如下原因：劳动人口占比高，他们都会创造收入，进而增加储蓄；二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结构，更倾向于储蓄，当期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进而拉动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水平（李扬等，2001）。
公共服务的对象主要人，因此，公共服务投资的依据主要是当期和附近队列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结构。0岁～16岁人口对健康、教育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较大，而60岁以后的人口对健康和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大。其实这也对应着社会的“抚养负担比”，若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劳动年龄人口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劳动力资源就不存在闲置和浪费。周祝平（2007）认为，无论是儿童或老人，这些公共服务性投资往往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因为他们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增量的积累。在欠发达地区，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多，需要赡养的老人也较多，因此，劳动力的负担较重，他们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同时，获得的收入也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的支出。
三、 人口年?g结构窗口期与人力资本红利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19岁）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绝对数值出现首次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虽然这还处于争议阶段。但可以达成一致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在不断变窄。若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需要开始通过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用人力资本红利弥补人口红利的下降。
原新等（2014）探讨了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认为人口数量型的红利在不断减少，走向结构性人口红利阶段，而结构性人口红利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钟水映等（2016）通过中国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能够减缓或抵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张同斌（2016）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变动进行分析，认为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与整体经济效率并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取代“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源。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结果显示，城市15岁～19岁队列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83%，农村同队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为53%，然而，在该队列的城市人口占29%，农村占49%。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存在较大的人力资本开发空间，若是能够通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那么我们国家依然可以成功应对人口机遇窗口期不断萎缩的困境，继续从人口结构中获得额外收益，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和人口环境。 四、 总结
“人口机遇窗口期”不断缩小意味着人口结构由年轻化向老年化转变，这种变化显然不是中性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负面的变动，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初现“未老先富”的趋势，人口红利的消失更不利于中??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但挑战也总是伴随着新的机遇。随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技术和质量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面临新的转型，中国若能够顺利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任务，普遍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实现“人力资本红利”，那么中国将会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具体来看，我们主要有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目前中国学龄人口的高中入学率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而且职业高中教育质量低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实现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在目前放开二孩的基础上，继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为孕产妇女提供良好的妇幼保健咨询和服务，同时建立完备的幼儿学前教育和社会化托管服务，减轻劳动力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的负担，使他们能够保持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
参考文献：
[1] 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2] 封小郡.对“人口红利”概念本土应用的反思――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与否的争论说起.人口与社会[J]，2014，（2）.
[3]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3）.
[4] 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J].财贸经济，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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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新，刘厚莲.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J].人口与经济，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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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祝平.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J].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7，（6）.
[12] 钟水映，赵雨，任静儒.“教育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J]，2016，（2）.
[13] Leff， Nathanisl H.Dependency Rate and Savi- ng Ra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5）：886-896.
作者简介：侯海波（1990-），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王罗汉（1987-），男，汉族，甘肃省天水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7-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