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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学史著作以及文学史课堂上在谈到当代文学史的起点时，都习惯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当然也许还有提到更前一些的，如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作为起点的。但钱旭初同志在《转型期的文学嬗变及其言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一书中就对上述分法不很认同。先得说明一下，钱旭初在本书中“言说”的“转型期的文学”具体所指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在钱旭初看来，那种根据“社会主义”性质而划分文学段落的做法实际上是以社会的变革程序来划定了文学的进程，用文学外部的思维代替了文学本体的思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钱旭初把1978年前后中国文坛开始的大规模现代化的文学运作确立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将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这确实很有点“颠覆”我们惯常思维的意思，可能我们很多人未必能够全盘接受。但难能可贵的是，钱旭初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来考察，使彼此获得一种照应，既深化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认识，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重新打量要一下现当代文学。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确立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标志着现代新文学的确立，但是“人”的主题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启蒙”的主题被“生存”的主题所冲淡，在战争文化的规范和要求下，文学的现代性被相应消解掉，文学家们在文学中普遍表现出一种群体的宣传与战斗的工具性效应;职是之故，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被视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伏笔或漫长的前奏，它的时间量度与现代意识的社会文化强度还不足以将五四时期的现代意识纳入“当代”，因而这是一个一开场就是高潮的序幕和前奏。而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又主要是依靠五四时期的能量惯性在进行文学的运作，与世界文学的即时性发展并不同步;至于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其主要信息资源是来自民间的乡土文学，是在战争政治与农民大众化结合中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的，由此文学不能在更深的、更现代化的路途中得到养分。同样，也正是依据“任何一个生命体系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能量的交换”的熵定律，钱旭初认为1949年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的信息源基本上仍然是空白的，在这漫长的文学格局封闭的几十年中，虽然也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大变革，但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性质而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无论是50年代的“颂歌”，还是60年代的“战歌”，抑或是“***”时期的“独歌”，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乃至于表达形式等都与1949年前的新文学创作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的工具性理论才逐步得到澄清，文学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看到，钱旭初在本书的论说中并无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在细细探究文理脉络、对文学创作主体精神进行详尽考察的基础之上对文学的性质进行重新评估的。他的言说持之有据，论之有理。还有，本书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当代文学是转型期的文学”这一观点。因为在钱旭初看来，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每一次转型及各种现象都演化、积累成当代文学的历史，政治制度、经济方式、文化形态、作家队伍、创作姿态、作品风格、传播方式等众多的因素都在不停地变化、转型;因此，无论是新时期之前、还是新时期之后，都是漫长的转型期。我们得承认，钱旭初对当代文学起点的认识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相关论说确实自有他的道理，是本着文学本体的精神内脉考察的结果，真正令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层面，引领我们回到了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打开了一条崭新通道。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从写书的体例上看，《转型期的文学嬗变及其言说》在上篇“转型期的文学嬗变”中对新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都作了条分缕析的梳理，体现着研究者那么一点为文学立史的雄心。说它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一个研究者独立撰著的新时期文学史，并不为过。
当然，本书上篇并没有刻板地要“造”当代文学的整体之“像”，也没有分门别类地为我们描画新时期的文学版图，毕竟，它道出的只是一个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园地耕耘了差不多30年之久的研究者对新时期文学非常个我的心得体会。也正是因为个我，也许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可能不那么全面，但却一定是有着自己凝重而睿智的思考在其中的。在重新厘定了当代文学的起点之后，钱旭初是以朦胧诗的产生作为当代文学从“新古典时期”跃迁到新文学阶段的“奇点”的。在他看来，1978年《今天》的创刊使得中国文学的整个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学得以迈向新的天地，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当代文学自此诞生。在谈到曾经的文坛“大哥大”———诗歌地位在后来的旁落时，钱旭初的解释令人信服:诗歌作为情绪性的作品而往往能领一代风骚，但当文学思潮定型之后，因容量与场面的弱点则会让位给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等叙事性作品。在阅读本书“上篇”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也会产生一些不满足。比如，我总是感觉着，研究者若是能把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也纳入其中进行阐述，作为一个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不是会在对当代文学的“起点”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共同特点的论说上更具有说服力?还有，在专章论述意识流小说和荒诞派小说时，我感觉还是有些失之简单了，而且固执地以为，研究者若是能把这二者的发生背景以及相互之间那种在我看来缠绕不清的关系“打理”得更清晰一些，并且能在具体文本阐释上再细致一些的话，是不是会令本书更出色?也许这近乎求全责备了。
只要这本“文学史”能把我们引领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张望新时期的文学风景，让我们领略和意识到原先不曾想到的东西，也就足够了。在下篇“转型期的文学言说”中，我们看到了这部著作的又一个亮点，那就是研究者特别注重考察今天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诸种“新”因素———网络、影视、期刊运作等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它们的反作用。论者是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和宽容平和的心境来看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前景的。网络文化的娱乐性含量的增加会使得文学的阵地缩小，当代文学将相应萎缩，纯文学作品将退守到最后的精神高地，这种情形令深爱文学的钱旭初流露出落寞，可他也并不因此悲观，论说中还是显现着对这“最后的精神高地”的坚定卫守和满满信心来:“当然也正因为有这样一块高地，未来的当代文学还不至于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这或许是文学的悲哀，但这悲哀后面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只是，也只能是其中一个普通的成员”;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作家———知识分子的担当:“作家面临着文学的退潮、经受着影像文体的冲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立场，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灵魂的征战中怎样向自身挑战，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永远是文学作品的本质，无论在哪个时代。”同样，在讲述到文学与影视的存在性关系和观念考察时，除却对通常人们所能见识到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论述外，钱旭初更看重的是文学工作者和影视人如何正确调整自身观念以真正站在人道基础上展现生命活力和生命过程。此外，从这本书的写作来看，不论是在对如路遥、冯骥才、王安忆、北村、阿袁、郭平等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还是在对新时期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思潮的宏观论说，钱旭初都更重视“人”的因素———文学作品中的“人”和写文学作品的“人”;换言之，他始终注意从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考察入手来重新探讨文学的性质，力图透过文学作品深入关注和把握知识分子的人格现象和精神走向。这无疑是本书考察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般人往往会觉得文学研究属于象牙塔里的事业，似乎对现实无法发挥作用;但钱旭初在本书中的讨论却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当之无愧地也是人学，他的研究不仅仅关注的是如何推进当代文学的建设，其实更是指向繁复多变的当下的、更是直面鲜活生气的现实人生的。也正是因为此，本书才会新见迭出，不断地发人所未发。譬如，他在论说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人物情爱关系的处理时，发现路遥在现代新思维的表述中流露出的生命意向与伦理主义的矛盾:“作者不是把爱情观念放在生命活动与生命体验的高度，而是把它的终极目标放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同情、怜悯式的伦理主义爱情观的基点上。”在对阿袁等人校园小说的分析中精辟地道破其症结所在———知识分子独特的主体文化特征的沦丧，看到了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传统观念被解构之后的欲望追逐，由此呈现的只是世俗化、大众化的身份。在谈及新时期文学中的“多余人”话题时，他认为“多余人”以激进思想冲击旧的框架和模式，带有进步意义，相较于国人对乔光朴、李向南式的“英雄”、“清官”崇拜所体现出的无主体情感需求、缺乏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来说，在“多余人”身上，他看到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与五四相近的偶像破碎与观念重整之后的个体独立精神。
当然，论者也绝不就因此避讳“多余人”的先天不足，他看到了他们永远跨不出从反叛向创造的那重要一步。总而言之，对创作主体精神的重视在本书中一直是一条红线忽隐忽现、或明或暗地贯穿始终，尽管钱旭初并没有对此浓墨重彩地加以论说，但已经足够让人看到他学以致用的济世情怀。尤其是本书末章“知识分子的精神参照”中，在对鲁迅人文精神的回望中，钱旭初显然是要探求在当下这裂变意味浓厚的转型期，我们该从鲁迅先生那儿“拿来”怎样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以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参照、作为最具有生命关怀的精神方式。所以，这样一部能启迪我们心智、引发我们许多思考的学术专著，于研究者本人来说，是“结束”、是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更是崭新的开始，昭示着他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