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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以至于对其进行界定变得非常困难。大卫哈维说:“‘空间’一词常被加以修饰。这些修饰(在口头和书面语当中，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又被忽略不提)而非空间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往往成为麻烦的根源。譬如，当我们写下‘物质性的’、‘隐喻的’、‘个人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空间(仅举几例)等这些词语的时候，我们营造了多种不同的语境而使问题变得含混曲折，以致揭示空间含义要严重依赖其语境。”①空间概念之所以难以界定，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多重语境的烦扰，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其本身的混沌、暧昧、多义、难以把握。空间又是历史性的，处在不断的变化摇摆之中。空间概念因人们文化水平的差异、知觉能力的高低、科技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最早关于空间的界定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始的，他认为:“还有第三种性质，那就是空间，它是永恒的、不容毁灭的并且为一切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了一个住所，它无需靠感官而只要凭一种虚假的理性就可以认识，并且它很难说是实在的;我们就像在梦里那样看到它，我们可以说一切存在都必然地据有某个位置并占有空间，而凡是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上的便没有存在。”②柏拉图敏锐地看到了空间的特性:空间为一切事物提供了住所，它可以被感官感觉到，但是难以界定。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等西方哲学家，都把空间界定为一个客观的、均质的、无限的载体或容器。康德说:“空间是一种先天的必然的表象，此表象是一切外界知觉的基础;因为我们虽然能想象空间里没有东西，却不能想象没有空间。”③
康德认为空间是一种先天的表象，这里的空间与宇宙同义。西方哲学家把空间抽象为一切物体存在的载体，把握住了空间的本质，把对空间认识提高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问，这种载体是什么呢?它的载体又是什么呢?那么很难找到能言之成理的解释。这种传统的空间观念是超验的、抽象的，在传统空间观念的影响下，研究者们搁置了对事物空间向度的思考，往往注重事物的时间向度即历时性研究而忽视事物的空间向度即共时性的研究，即使从空间向度思考也往往使研究者沉湎于纯理式的研究而远离社会。“本体论或认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性，使空间成为等待人去直观反映或理性认识的纯粹客体，成为超离于人、抽象于人的纯粹存在，空间因此成为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永恒的、无限的、静止的实体存在或神秘存在。”④古典哲学赋予空间以本体论的地位，它既无内容也无形状，因而“难以识别”，或者说无法认识。毫无疑问，西方形而上学的空间观念割裂了人与空间的联系，两千年来，人们对事物的研究注重线性的时间向度，忽视了空间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人类的实践性，从实践的向度理解空间，强调人类实践对空间的意义，人们对空间的思考获得了理论的突破，空间获得了丰富的生命内容与生命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物质也包括我们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客观性、主观性的统一，是有限性、无限性的统一。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马克思突出了人类劳动的作用，正是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第二自然，空间也是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空间从而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的特征，形成了空间的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运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理论，开创了后现代空间地理学派。列斐伏尔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自然空间，空间是物理的、精神的、社会的多重统一体，人类生产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世界，没有什么不是生产出来的。列斐伏尔认为不能再将空间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稳定的容器或平台，在人类实践的参与下，空间并非是绝对的、均质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而是蕴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社会意义。“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突出了空间的社会与精神内涵，为空间研究指出了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在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是对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精神形式这一理念的超越和重构，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它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
第三空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空间的物质形式可以被分析、被解释，同时也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话语形态。索亚并没有指出第三空间的内容或者形式，也没有指出第三空间的特征，他对第三空间的解释陷入超验主义的冥想中去。在我看来，第三空间与其说是一种空间，倒不如说是一种思考范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出来的，那么我们会进一步思索:空间是谁生产出来的?空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空间对其中的人们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做出精彩回答的无疑是米歇尔福柯。“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①福柯认为仅仅从时间的向度叙述历史是不完整的，空间也对历史起着重大的影响，他敏锐地察觉出权力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空间在生产过程中遵循了权力意图，从空间物质因素的生产、布局、规划到精神空间的建构，无不渗透着权力的阴影。从后现代一些空间理论家的陈述来看，后现代空间概念形成了对传统空间概念的超越与突破。
在我看来，当代空间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涵义:首先，空间是多种多样的，有物理空间，也有社会空间，有物质空间，也有精神空间;还有城市空间、乡村空间、工业空间、农业空间、具体空间、绝对空间、文化空间、知识空间、想象空间、乌托邦空间、真实空间、国家空间、个人空间、休闲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空间等。其次，空间是相对的、关系性的，如果把某个事物作为主体，那么该事物以外其它事物都构成了该事物的空间。如果以人为主体，那么他周围的建筑、道路、公园、广场、河流、动物、植物就构成了他的生存空间;反之，如果以某个事物为主体，那么它周围的其他事物包括人在内就构成了该事物的空间。最后，空间毕竟表现为一定的空地、空场，空地、空场可以是实在的，如人们居住的城市、乡村、房屋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如赛博空间，也可能是抽象的，如利润空间。当代空间理论在分析研究空间时，主要分析研究物质性空间、概念化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它们的特征、它们的位置组合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中的再现和表现。空间不仅仅是我们及他物存在与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各种意义深蕴其中的历史性、生产性的产物。二十世纪后期形成的空间转向，不仅在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形成了蔓延和渗透，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范式、内容与范围。
二
后现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不是一直存在的，空间是历史的产物，是生产出来的。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文学也参与了空间的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空间的面貌。“城市不但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结构体。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阅读过程与解析之中。”②城市规划者在城市规划时，不是单纯从地理学、社会学、风水学、建筑学，而且也从文学中的城市表现中吸取灵感，追求城市规划的人文化、艺术化。豪斯曼在改造巴黎时就借鉴了画家梅里翁对巴黎的想象性描绘;而当代上海的城市规划设计者越来越从文学、电影中的“上海”取法，以致于今天的上海出现了“老上海遗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点和空间。任何一部小说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价值的地理知识，从对一个地区的感性认识到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地理知识的客观了解。”③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表征及表征空间，可以分析文学在空间生产中的内在作用、隐秘机制，可以分析其中的意识形态、作家指意与时代主潮，从而深化文学研究。文学在表达作家的思想情绪、历史想象和文化记忆时，也对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等地点和场所进行表征，形成一系列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学表征空间。
如鲁迅营造的江南小镇空间，茅盾想象的上海都市空间，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东北农村，师陀构筑的中原果园城，郭沫若憧憬的新北京空间，穆时英叙述的上海消费空间，解放区作家描述的解放区农村，李锐记忆的山西厚土，莫言追忆的高密东北乡，叶兆言描绘的南京秦淮河，苏童书写的江南小镇等。这些文学空间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性的存在，更是作家精神追求和文学主题诉求的意象性存在。作家笔下的乡村和城市空间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或者城市空间，而是作家想象的空间，它既可能丰富这些空间的文化意义，并使之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永久的文化记忆，也有可能形成对这些空间原本意义的某种遮蔽，使之呈现出一种不完整的城市或乡村形象。“从文化表征的意义上，审视文学在多维视阈中所呈现的地域形貌、社会环境、城市场景、物象景观等多重叠加的空间场域，可见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再现反映，文学表征着空间、生产着空间，文学直接参与了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文性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的内涵。”①正是文学对空间的想象性建构，才赋予地理意义的地理空间以文化意义、文本意义，地理空间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心理象征。列斐伏尔奠定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后现代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哲学、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言说方式、研究对象;福柯的空间权力学为空间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詹姆逊、布尔迪厄、凯尔纳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表征;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在文学的空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迈克克朗论述了文学空间的能指与所指，他认为文学空间是文学与空间的两相结合，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描写远远超出地理书的描写;他还指出了地理空间是如何为文学所想象的以及文学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建构意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说家们深深感受到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感的理解’。”②迈克克朗受福柯的影响，认为文学空间表征常常隐含着权力、控制、性别、欲望、男性权力等指意。“本书就这个问题来研究权力和意义是如何被赋予到人文地理景观中的，研究一些国家是如何利用纪念碑和建筑来强调民族的共同利益，促进内部稳定从而使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③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文本为分析对象，对他们作品中所生产的文学空间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向度进行了解读。布朗肖认为文学空间来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是一种心灵空间，心灵空间是文学空间的一种，除了心灵空间外，还有外在空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问题，如李欧梵、陈平原、吴福辉、赵园、李洁非、程光炜等诸位先生，他们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对城市场景的表现，从反映论的角度分析文学场景与地域场景之间的联系以及文学场景的审美性特征，进而论述文学场景对都市文化的建构意义，这些研究成果颇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是，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中，城市文学之于城市，也绝非只有‘反映’、‘再现’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
何况，城市经验之于作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便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也就是说，城市叙述有时存在于城市文学形态中，有时则不能表现为城市文学形态。”④换言之，这些研究还属于传统意义的文学空间研究，缺乏当代空间理论的渗透，难以深入到文学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不能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表现问题。本世纪初，经过著名学者陆扬对当代空间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国文艺界开始尝试运用空间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空间理论成为当下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话语。王晓明、张鸿声、谢纳、罗岗、敬文东、葛红兵、张宝明、马春花等学者成绩颇为突出。其中，青年学者张鸿声的系列论文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上海与北京的城市想象，从上海与北京在不同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象着手，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生产的内部机制，揭示了空间表征背后的意识形态指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研究的全新成果，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阈范围。
青年学者谢纳的《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一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又利用空间理论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进行了解读，“本书主要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从现代性视阈出发，将空间生产理解为现代性工程得以具体实施的场域，探寻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揭示现代性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⑤以上学者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表征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生产了哪些空间，研究不同作品中同一地理空间想象的差异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在表现同一地理空间时所选择和规避的空间要素，以论述文学空间与文学审美的关系与文学生产的空间因素。
三
当代空间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赫话语，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高地。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也存在一些偏差，一方面，研究者在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空间时，往往把国家空间、革命空间、民族空间搁置一边，着重论述私人性、消费性、欲望性的空间，以后者遮蔽前者，形成了文学空间研究的一种不平衡。“《上海摩登》重绘了一副夜晚的地图、消费的地图、寻欢作乐的地图，同时遮蔽了白天的地图、生产劳动的地图、贫困破产的地图，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用一副资产阶级的地图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地图，用资产阶级的消费娱乐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①因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虽不乏新见、精彩，但就上海形象来说，却是不完整的。有的研究者在分析研究时，存在一个预设的论断就是建构城市消费性、私人性的空间的小说优于建构城市生产性、公共性的空间的小说，因而，他们颇为重视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的小说、苏青的小说，而对于书写公共性空间、革命性空间的小说缺乏研究热情。另一方面，从题材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题材小说，对农村题材小说很少运用空间理论。当代空间理论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现的，现代性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变成一个均质的、标准的、没有个性、没有特点的空间，当代地理学就是对这种城市空间的反思。
其实，不仅是城市空间，乡村空间也并非是有个性的、有风格的，在前现代时期，科技不发达，生产力非常落后，不同地域的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修筑自己的住所，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建筑风格，像中国南方的竹楼、北方的土屋、西北的窑洞，南方的小石板路、北方的砂砾路。其实这是由于科技不发达人们不能使用同种建筑质料的缘故，并非是人们故意凸显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气候、地形、位置、交通、商贸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不仅仅是城市布局、建筑样式隐含着权力、控制、男性权力、性别欲望等指意，乡村空间的布局、样式也隐含着权力、控制、男性权力、性别欲望等指意，完全可以运用空间理论来分析研究。学者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一书中说:“本书只是讨论了从晚清到民国后期中国文学(多为小说，偶尔也有电影)中的城市。对20世纪中国想象中的乡村，尚需另作研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分析台湾、香港的城乡想象———在台湾，乡土文学对60年代后文学与电影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在香港，‘阴魂不散的乡村’总是重新出现在大众记忆中，暗暗破坏着城市的统治地位。”②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村想象既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再现，同时也是文学主题对象化的存在，隐含着作者的自我诉求、时代主潮和极为丰富的意识形态指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研究时，我们要突破文学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文学研究的历时性范式往往注重文学作品描写的空间物质性要素，立足于文学与空间的线性关系，分析空间背景对人物性格、心理、情节的影响，或者研究其美学因素、地域性因素，忽视了文学空间的表征功能和指意功能，缺少对空间问题的反思，没有揭示文学生产的内在机制以及文学在空间想象中的建构、再造功能。因而，当代文学空间研究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一，我们要分析研究作家在空间赋形中的再现、感知、感觉、隐喻、象征等表现手段及方法，挖掘出左右作家的时代主潮、意识形态和自我理念。作家在空间赋形过程中，并不总是直接再现空间的地理性特征，总是把时代主潮、意识形态、自我理念赋予到空间构形中。例如，在解放区小说中，地主大院被建构成这样的空间符码:房屋高大宽敞，门楼高大，铁皮大门紧闭，门外沟濠环绕，炮楼拱卫，一个家庭住所俨然成为一个堡垒。这样一种文化空间符码隐喻了阶级与政治寓意，象征地主与农民的天然对立，确证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萧详的眼光既是作者的眼光，也是主流政治的眼光。这种眼光赋予韩家大院以阶级性、政治性指认，韩家大院象征了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象征了一种国家和官方的空间。韩家大院已经成了符号性的大院，阶级压迫的符码，它处处提醒革命领导者的阶级意识、处处激发农民的反抗性冲动。”③
在新感觉派作家的想象中，上海被建构成一个消费性、私人性、休闲性、物质高度发达的空间，这种空间想象显示了新感觉派作家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另一种叙述，新感觉派作家叙述的是一种现代性体验，建构的是一个充满罪恶、愉悦、色情的城市，这个城市到处充斥着都市和商品化的幻影。新感觉派作家“所据的视点已经不是仅仅暴露都市的‘黑暗’、‘罪行’，而是基于对都市的‘现代感’。”④新感觉派作家是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对资本主义有所批评而又耽于资本主义物质化成果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视点显然不同于左翼作家。当代空间理论侧重于分析研究作家在表征空间时如何运用再现、表现、隐喻、象征、想象等表意方式对空间的物质性要素进行编码、结构、重构、解构，揭示影响作家创作的意识形态、时代主潮、自我理念之间的纠结和张力，从而揭示文学生产的复杂机制。其二，我们还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构成要素之间的布局、造型、组合，研究文学作品表现了哪些空间要素、规避了哪些空间要素，以揭示其背后的作家的自我理念、时代主潮和意识形态。不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想象有特殊的意指，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形象也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规划、设计的结果。“规划是一种表现的方式，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技能。因而，它是一个过滤器，对内容进行筛选，将某些‘真实’去除，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填补文本的空白，一种严重的情况是:这种过滤行为，比那种意识形态的专业化或者某一专业的意识形态走得更远。
它有抹去社会要求的危险。”①从一个国家来说，大到首都的确定、经济的布局、城市的分布，小到城市内部街道的分布、建筑的设计、道路的走向，都是严格遵循一种“科学”的规划。在乡村内部，村公所、庙、戏院的位置与组合都象征了一种权力和控制。例如，在解放前的农村，村公所、庙、戏台都位于乡村的中心位置，这一方面可以方便村中人处理村中大事、来庙里祭祀、去戏院看戏，另一方面也表明，村中的公共空间统摄农村其他日常生活空间，农村公共空间处于一种中心的位置。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地标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并将空间的意义置放在这种关系中，这，就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的一个独特特征。”②在上海的城市规划中，为了显示解放后上海政治、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中苏友好大厦在高度上远远高于国际饭店，在布局上占据了中心位置，成为解放后上海的新地标，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隐喻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中苏友好大厦因而获得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当代文学空间研究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注重时间向度轻视空间向度的范式，当代文学空间研究把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作为想象的城市与乡村，把空间构形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内在机制，分析城乡空间如何被不同作家建构为迥异的文学形象，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生产的空间因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空间转向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搭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平台，可以发散研究者的思路、范式，增加新的研究领域。空间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地理学、城市学、文学、历史等多学科的交叉，还需具备空间政治学、空间权力学、地缘政治学、空间社会学的贯通。并且我们在进行文学空间研究时，也不应忽视、遮蔽其他的文学研究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本身就是对文学研究本体化、中心化的排斥，它不应再成为新的本质化和中心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