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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大批的知识分子开始踏上了西洋留学之路。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都从事了和教育有关的工作，如留在高校任教，在出版机构、报社或文化教育部门工作。他们开始引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并逐渐成为社会各方面的主干力量。像我们的大思想家鲁迅、诗人学者郭沫若、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等等都是留学归来者。他们一方面积极地分析研究西方文化，一方面在此的基础积极探索中国新文学的出路，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由此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能够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首要因素，应当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要求。按照新一代知识分子们的认识，近代西方文化是一个与中国封建文化迥然相异的新型文化，它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文艺思想以及现代精神都是中国旧文化中所没有的，甚至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精神都可能满足和迎合中国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处于这种认识，才有了前赴后继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学的形式到精神作为强有力武器来使用，并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一定程度上更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人文精神方面，五四作家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体本位价值观念，也可以叫做个性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所讲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其根源就来之于该价值观念，要求尊重人的个体权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勇于探寻和发现自我的价值，摆脱了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最终认同了自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例如《伤逝》中女主人公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应该说这种思想在五四以前的社会大环境下是很难出现的。一直到20世纪初，即五四时期，才出现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与熏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人们因此才有机会接触并主动接受这种现代性的人文思想。
拥有了先进的文学思想还不够，只有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才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才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当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的精神特征:理智化的精神立场，重主观感悟、重生命体验的认知态度，非绝对化、线性化的艺术运思，间接性、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1]。在语言风格、体裁运用等外在形式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如近代“新颖”的短篇小说的体裁，就是中国之前的旧文学不具备的。除此之外，题材选择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呐喊》、《彷徨》里，鲁迅首次把农民作为主人公，并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进行如实地刻画，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大多五四作家在回想自己的最初创作经历时，也经常会谈到西方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叶圣陶老先生在《过去随想》中就说道：“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西方文化不仅拓宽了五四作家们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的素质，同时还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从时代发展的需要、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到受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再到文学作品当中也渗透了西方现代性特征，西方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和启发，同时更要看到中国文学的独创性。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学？五四时期文学作品是在它“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主动选择了这种影响，并由此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将之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不能全盘西化或者盲目跟随。这在当代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