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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家学术历程分析论文

摘要:摘要:张伯瑜先生是当今在音乐学学科理论译介工作中有着突出贡献的民族音乐学家,他致力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设,逐步形成独特的中西结合的研究视角,将西方理论融合运用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理论构建当中,成果丰硕,影响突出。 关键词: 张伯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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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张伯瑜先生是当今在音乐学学科理论译介工作中有着突出贡献的民族音乐学家,他致力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设,逐步形成独特的中西结合的研究视角,将西方理论融合运用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理论构建当中,成果丰硕,影响突出。

  关键词:张伯瑜;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

  1998年,张伯瑜先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留校任教,期间留学芬兰图尔库大学,1995年获副博士学位,1997年获音乐学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回国继续任教至今。他以深厚的西方音乐学理论积累和丰富的研究实践,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编译资料及独特的研究视角,同时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纵深研究及学科建设开阔了国际性学术视角,一种“他者”与“我者”兼备的学术观照更是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不断发展提出了更多新的思考。

  一、丰厚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编译成果

  在张伯瑜的学术研究中,对外文文献的翻译工作一直是其研究的重点,由他及其团队编译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2007年)、《音乐学文集》(第五集,2010年)、《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2012年)等书,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起到了搭建中西学习与交流的桥梁,尤其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专业教学提供了宝贵的教学资源。以上编译论著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一书在学科发展的早期影响最为突出。多年以来,张伯瑜先生虽一直倡导学习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作者的原文,但如果要学生自己去翻译和理解还是会出现一些困难,而现有的资料已不能满足学者们学习和研究的需求。2007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由张伯瑜先生主编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一书,及时填补了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方法论和课程教材上的资料不足。张伯瑜先生根据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将此书分为“民族音乐学的定义”、“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田野工作”、“民族音乐学的记谱问题”、“音乐民族志理论”、“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等十三个章节。书中学术观点之新颖、体系构建之合理、编写内容之精当等方面均堪称旌表,为当代民族音乐学学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治学榜样①。之后,于2012年出版的《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一书,更是张伯瑜先生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新观点的又一总结,涉及“文化全球化问题、移民音乐文化、性别音乐研究”等内容,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下发展,带来新的视野和理论发展动向,开阔了国内学者对外学习和交流的学术空间。

  二、独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

  张伯瑜先生7年的国外留学及往来的讲学经历,使他有着丰富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基础。回国之后,他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学术思想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双视角”研究方式,成绩显著。张伯瑜先生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需照搬或过于依赖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肯定“理论引入”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发展有所推进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世界多样化,将学术视角提升到广泛的世界视阈当中。在对待主客位研究视角方面,作者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义》中,他认为研究视角是根据研究者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当研究者研究自身音乐文化的时候,他们便具有了局内和局外的双重性格。在音乐本体研究的视角方面,作者在《论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本体分析:结构与认知》中,认为应从作品形式入手,通过作品的形态来解释作品所属的文化群体的社会结构与集体音乐创作意识。此观点也体现在其《进入到局内人的音乐制造的思维之中——音乐本体的认知分析》中,作者认为使用西方的研究理论进行分析体现不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方面,作者在《跨界族群音乐问题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中也赞成“跨地域”的研究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又一审视音乐文化的空间概念。综上,张伯瑜先生在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中发现了部分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不适用之处,因而强调中国的民族音乐学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与特色,这些都贯穿于他多年的研究当中,如《中国锣鼓乐的节奏构成》、《传统音乐的生命力——对上海江南丝竹演奏的调查》、《印度音乐的基本理论》,《北印度的拉格及其结构》,《加美兰的历史与理论》等专题。

  三、广阔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实践

  张伯瑜先生在国外的学习与工作经验使他在国内多地进行田野工作时,把这种方法与视角投入到国内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当中,使之成为他研究的特色。在国内,他曾到福建、四川、新疆、云南、湖南、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东等众多省份做田野调查。其中,《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和《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调查研究》是张伯瑜先生的两本“田野专论”。他一直致力于把我们中国的民族性音乐推广到世界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去,认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在重视知识层面的研究上,同样的也应重视认识层面的梳理。所以他在这两本田野著作的归纳和表达方式中便做出一些适用于西方的研究方式,其中《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一书还有英译本。在我们的民族性研究还没有完全被世界关注时,他说:“中国研究要想‘走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研究音乐文化特色、提升世界对中国民族性音乐的关注、通用语言翻译,便成为张伯瑜先生致力的工作。从人文背景看,张伯瑜先生遵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核心,把“谁来演奏”、“何种场合演奏”等文化背景作为首要的详细论述,这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通常以音乐本体为重心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的了解音乐的来源,也更能够体现出人文内涵的重要性。张伯瑜先生曾在《音乐流变:传统音乐繁衍与消亡的内在因素》中指出田野采风中传统音乐的可变性的直接原因,便是由于演唱者的二次创造或习俗的消失、环境的改变等方面产生不同文化认知的影响。同样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四种转型方法》中,张伯瑜先生通过河北保定地区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采风为例,音乐是作为一种文化还是一种历史角度进行论述。2017年在《论村落结构中的民间乐社》一文中,张伯瑜先生就其乐社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进行讨论。可以看出,张伯瑜先生通过西方民族音乐研究核心得出,中国民族音乐也应当重视文化背景、人文精神,音乐在人类创建文化中产生,也映射了时期的文化特色。从记谱方面看,张伯瑜先生更加乐于用五线谱方式记录。在《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和《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调查研究》这两本书中,作者在附录中加入收录的大量音乐素材全部都有使用五线谱的方式记录。同时,谱例中仍然有简谱、工尺谱的版本以供参考。此类的论文还有《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传统音乐思维的丢失》,《论中国传统器乐乐种的内在精神》等等。在这些论文中,张伯瑜先生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西方音乐理论的研究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应当是一种正面的提示,而不是中西融合的使用,在音乐分析上应当更多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分析方法与文化魅力。

  四、深透的民族音乐学学科思考

  通过田野实践研究,张伯瑜先生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趋势,他认为,我们在接受西方理论新事物的同时抛弃了传统,造成了文化不自信、缺乏认同感的局面。要解决这些问题,怎样发展传统使我们能够在全球民族音乐文化中拥有鲜明特色,是目前学者们需要研究与思考的问题。张伯瑜教授面对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也同样带有些许迷茫与未知。实际上,他给出了一条长远的策略:“回到起点”,认识传统,然后再重新思考。他倡导所有从事民族音乐的人、从事创作的人都要加强对传统的学习②。笔者认为,这如同建筑本身,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仍然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张伯瑜先生始终以保护最为民间的传统作为自己的根本观点,不论是在民间仪式音乐还是民间器乐的发展上,他都倡导保护传统的重要性。这种传统不是一味的守旧,也不是简单的结合西方的发展理念,而是学会在发展中保护自己的传统。在《漫谈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划分》中,张伯瑜先生认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的引入,我国“传统音乐研究”发生的变化,有必要对不同的专业称谓及其之间的相互区别进行界定,以明晰各自的联系和不同,有利于我们对学科本质的认识。张伯瑜先生反复在他的观点中强调音乐与文化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田野调查仍然是最可靠的方法。在《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中,面临田野工作随着网络化社会的发展,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仍然只有亲自下乡采风。在田野调查体现的研究特色上,他在《人群关系: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一文中表示,由于我国民族发展时期的变迁,中国的同一民族有被划分在不同国家区域的情况,“跨界研究”就成为了我国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独特视角。此外,《民族音乐学视阈中的音乐美学问题》,《“跨界”能否成为国际化概念——“跨界”高层论坛之后的思考》等论文均是张伯瑜先生对学科发展构建的思考与探讨。

  五、结语

  张伯瑜先生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多达百余篇,本文中所选取的论文,仅为笔者认为最具代表其学术观点与立场的部分呈现。总的来说,本文虽不能涵盖张伯瑜先生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道路上的所有观点,但也集中概括了他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所作出的主要贡献,以及他对待这门学科的思考与实践。张伯瑜将自身学习的西方理论充分运用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西结合的“双视角”融入,并将此种视角不断地应用于田野工作实践中。因此,也得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对待音乐文化要保留传统、发展传统,在研究道路中寻找到自己的特色,才能够在世界中立足”的学术立场,而他也还将继续在民族音乐学研究、西方音乐理论译介等学术道路上不断引领并再添力作。

  [参考文献]

  [1]欧阳绍清。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视野”—张伯瑜等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品题[J]。人民音乐,2012,03。

  [2]宋红玉。一部汇集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新成果的译作—张伯瑜编译《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读后[J]。艺术评论,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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