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进行研究论文

w3hd,给予舞,梦寐以求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包括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的概括性术语，人类自诞生起就享受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恩泽。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物质价值同时，也前所未有地破坏着生物多样性，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如今，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过程中，必然要把伦理视角延伸到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人类伦理作为道德哲学，更多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和道德实践，揭示道德的发展规律。随着伦理学研究的深入和“现代性问题”的频繁出现，环境保护、动物福利、生物平等、全球变暖等问题跃进了伦理学研究的前沿。从人类伦理到动物伦理。动物首先进入人类伦理关注的视野，是基于其生理特征和心里表象与人类更接近。从生理特征来看，动物拥有诸多与人类相近的生命属性。

　　从心理表象来看，动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生物群体，高等动物与人类还有一定情感基础。动物首先成为人类重新定位、调整自身与外界关系的最早“受惠者”也就理所当然，在如火如荼的尊重自然的运动中“，动物权”成为高频率词汇。辛格最早倡导生命权利应扩展至动物，撰写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1975 年)是“动物权利运动”先锋，主张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同等重要。动物权利论者另一代表雷根也认为，应该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给予动物平等的完整生活。

　　在动物权利看来，“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利用动物做实验也是不道德的，不管这些探索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利益，这不亚于反动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从对动物任意宰杀到尊重它们的生命权，是伦理观的历史飞跃，对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仅把动物纳入了伦理关怀的范围，仍然是一种选择性平等，且认为动物个体的价值都高于任何植物个体的价值，还是停留在一个生命的等级世界。对生物价值区分的尺度，本质上还是基于人的主观感受和人类价值基础。同时，动物权利论忽视了现在“毫无用处”的某些植物资源在自然界的基础地位和潜在价值。

　　植物作为自养生物，是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交换循环的起点和枢纽，不仅有着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环境美化等功能。实际上，植物多样性本身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根据生态链的生态金字塔规律，一种植物的灭绝通过食物链发生一系列恶性循环，至少影响到 20种昆虫的生存。如果植物生物量不超过动物生物量的 100倍以上，动物和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类价值的做法不合理，那么“动物权利主义”只关心动物福利(包括人类)的做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从动物伦理到生物伦理。在动物权利论基础上，自然保护主义者提出了生物平等论。施韦泽是生物平等论的代表人物，认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即著名的敬畏生命伦理。泰勒在《尊重自然》中指出，人只是地球生态系统自然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人类本质上并不比其他生物优越。任何一个生物种，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只是体现在不同方面。包括不同的人种在内，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关心和关怀。生物平等论把伦理关怀的视野扩展到了包括一切生命，这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意义更大、范围更广。

　　从生物伦理到生态伦理。毫无疑问，生物平等论对由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关注焦点的仍然只是物种生命的福祉与权利。这必然导致生物平等论的缺陷：否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直接义务与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难以上升到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高度。人是一个生物物种，和其他生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生物进化进程，与无机环境和其他生物共同构成生态系统(包括人类世界)。每一个物种的灭绝或命运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他生命共同体都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从苏格兰生物学家汤普逊于 1914 年提出“生命之网”，到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 1933 年提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论被广泛接受。如今，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更生态系统论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生态系统论构建的著名的大地金字塔模型：由底层向上依次为土壤层——植物层——昆虫层——鸟类与啮齿动物层——大型食肉动物。每个层级之间还包括一系列小层，包括微生物、寄生物等作为缓冲与过度层级，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有机体系。大地金字塔模型中的每一物种都有着各自的生态位，以维系生态系统平衡。正如人类职业层级一样，在伦理道义上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功能不同。基于生态系统论，利奥波德 1934 年提出“大地伦理”概念，其核心观点在《沙乡的沉思》中如是表述：人类必须进行角色转换，由征服者转变为平等成员，伦理共同体的范围应当扩展到土壤、水等生态要素和植物、动物等生命体。这意味着人类除了要尊重物种生命外，也要尊重生态系统。以生态系统论和大地伦理为基础，现代生态伦理日趋成熟，人类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基上分析，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化和理论的进化，人类伦理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展，从动物伦理到生物平等伦理，再到对生态系统的关注而演化为生态伦理。只有生态伦理，才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伦理关怀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生态伦理可以破解“施韦泽困境”和狭隘的自然保护主义，解决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伦理关怀的实践问题。首先，生态伦理认可施韦泽“敬畏生命”的超越，超越了动物权利论的局限性，认为人的存在是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依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像敬畏自己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生灵。认为原始伦理源于人类血缘关系，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人类“血缘”范围必然扩大，应该扩大到一切生命，且没有等级之分。“敬畏生命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其次，对施韦泽的“条件平等论”进行批判。因为施韦泽同时认可，一个昆虫或一个原始部落，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

　　于是必然有以下推论：压迫以至完全毁灭这些所谓“没有价值”的生命是被允许的。这与生态规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悖。再次，修正利奥波德的狭义自然保护主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则把伦理关怀扩充到了一切生命和生态系统：保护所有物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禁止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个体的捕杀和利用、拒绝对自然界的任何“破坏”，即保持生态系统的原始完整性。这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取向一致，是一种偏向狭义自然保护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但是违背了生态系统演化规则。生态伦理遵循生物权利和义务对等关系、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协同进化相统一的关系，体现出生态伦理实践意义。前面分析，无论施韦泽还是利奥波德，都设计生命与生态系统平等的原则，却抛弃了物种生存与进化的基本规则，漠视生物(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性。毫无疑问，物种(人类)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组成，其基本生理需求物质的给养源就是物种和生态系统，如果终止对物种的捕食和利用，按照生态金字塔规律，物种(人类)本身的生存也将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