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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同市博物馆的发展立足准确的主题定位, 通过共享社会资源, 逐步产生延伸带动效应, 形成分支馆和其他文保单位的联动效应。同时, 大同市博物馆不断尝试创新的发展模式, 引入理事会制度, 实践明堂公园管办分离的模式, 为大同市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也为大同打造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 大同市的博物馆群体的发展还相对滞后, 应该不断鼓励和加强行业和专业博物馆的建设。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 博物馆; 资源共享; 合作发展;
当代博物馆的发展早已进入“开门建馆”的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在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博物馆事业的改革也成为了文博系统改革的“排头兵”。近年来, 在国家大力倡导的转型发展背景下, 全国各级博物馆正在不遗余力地摸索新的发展模式, 而“合作与共享”也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主题。
大同市是中国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2007年1月28日, 《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顺利通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专家组的评审, 成为大同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的强大助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大同具备了历史性、文化遗产性、广为人知的记忆性和世代创建的空间上的群体性。而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雁北地区的文化群体性。这一特性涵盖了继承与发扬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造福人民大众等特质。所以, 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在保护与开发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发掘几处遗址、盖几个博物馆, 抑或是建几处名人纪念堂, 而是将整个由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联系着的包含人民情感和才智财富的城市甚至是文化区域进行保护开发[1]。在此过程中, 大同市博物馆因为其特殊职能和在大同文博系统的地位而成为了众望所归的“领头羊”。
大同市博物馆自1958年始建以来, 经历了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风风雨雨, 见证了大同文博事业的发展历程。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 大同市博物馆不断整合大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 在构建大同市文博体系与助力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准确定位、整合区域资源
大同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着"民族融合"这条脉络进行演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大同地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也为大同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独有的特色, 如“都城文化”、“佛教文化”与“边塞文化”交相辉映的大同历史。
因此, 大同市博物馆的馆藏范围和展陈设计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来展开。拓跋鲜卑定都平城为古代大同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鲜卑文化和西域文化与汉文化一并交融, 给大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大同市博物馆自建馆以来, 立足魏都平城的遗存和本地区地上地下丰富的鲜卑遗物, 不断引入、整合包括整个雁北地区的文物与人力资源, 丰富馆藏品, 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 为保护历史文物和再现北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新馆内“魏都平城”展厅的文物也是本馆文物之精粹。
辽金时期, 大同为陪都“西京”, 这也是大同历史上第二次繁荣期。本馆在这一时期藏品的收集与征集上大多以墓葬出土文物为主, 范围涉及市区及周边县区。这一时期的文物精品尤以宗教造像为精, 体现了辽金时期灿烂的佛教文化, 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佛教遗存遥相呼应, 展现了大同“佛都”的千年美誉。
大同市博物馆陈列司马金龙墓俑阵
大同在明清时期是北方军事重镇, 承载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故而这一时期风俗“尚武”。本馆“明清重镇”展厅的火炮、马车、兵器等文物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此外, 展陈的关帝庙窖藏佛道造像群、明铜香炉、漆器等文物和市工商联捐赠的八仙拜寿铜像也反映了边塞重镇浓郁的生活气息。
大同市博物馆陈列宋绍祖夫妇墓俑阵
可以说, 本馆在文物收藏、展陈设计和对外宣传方面, 定位准确, 主要围绕的“都城”、“边塞”和“佛教”三个主题能够集中展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当然, 这也得益于本馆开展工作一直坚持的“整合”理念。
二、延伸带动、形成整体
大同市博物馆作为大同市文博系统中的中坚力量, 也承担着本市博物馆系统组织架构的重任。如果说本馆是对古代大同历史的集中展现, 那么近现代与当代大同历史更需要大书特书, 从而构成完整时间体系下的历史文化名城记忆。本馆针对馆内场地限制与馆外资源情况, 分别于东城墙下沉广场分设梁思成纪念馆和平城记忆馆。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在大同为勘测云冈石窟和市内古建筑奔波, 其考察成果所集著作为保护和宣传云冈石窟与大同辽金古建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精美绝伦的古建筑才以特有的价值和魅力被世人所熟知。1961年, 云冈石窟、华严寺和善化寺三处文保单位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 新中国成立之初, 梁思成先生和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曾提出将北京新旧城分开建设以保护古都, 遗憾的是“梁陈方案”未能在北京实现。60多年后, 大同实施“一轴双城”的城建方案, 开始以著名的“梁陈方案”为模式, 建设现代特色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 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现当代历史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本馆在政府的支持下, 经多方努力建成梁思成纪念馆, 以表缅怀。
梁思成纪念馆
平城记忆馆是本馆专门为展现大同城市发展历史而设立的分支馆。馆内陈列展览分四个主题:昨天今天、十年回眸、古城影像、改革年代。四个主题分别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展现着大同的古代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其中既有有对民俗和市井文化的描绘, 也有对***动荡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同变化的记忆。
此外, 本馆还与市内其他文保单位如古建所、考古所、华严寺、云冈石窟、民办的西京文化博物馆等进行资源共享与合作。合作涉及到文物资源普查、专业技术人员流动、文博信息资源的交流与互通等方面。这样, 在大同市博物馆的牵头与带动下, 大同市文博系统的发展正在逐步形成联通互动, 整体协同的模式。
2016年8月8日, 由本馆承办“寻路中国———丝绸之路主题系列展览”暨丝绸之路:“平城———敦煌”学术研讨会期间, 会议代表除共话平城于“丝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作用外, 还考察了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华严寺等文保单位和名胜古迹, 观看了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本馆还参与组织接待了在同举办的山西省首届旅游发展大会。两次会议的代表们对本馆丰富多样的展览及大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宜人的环境赞不绝口, 成为对大同构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次很好的宣传, 充分体现本馆的发展之于大同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作用。大同市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就是大同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缩影。到今天, 无论是场馆规模、藏品数量与质量、展陈手段与方式的现代化, 还是博物馆体系建设, 本馆都走出了一条新路———中心辐射、整体联动的博物馆群发展道路。
三、共享社会资源、创新发展模式
国内外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经验证明, 我国旧有的博物馆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形势和受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 改革开放后, 社会资源在文博事业中的占有率已经逐年提升, 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趋势。那么探讨如何改革博物馆建设事业的模式, 成为包括本馆在内所有国有博物馆的难题。
(一) 转变主管理念, 引入理事会制度。
21世纪以来, 我国博物馆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博物馆事业一方面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又必须应对变化中的社会需求, 改革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而理事会制度是推进博物馆体制机制创新, 激发活力、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和广泛代表社会各行业与阶层的重要途径。
2008年以后, 国家鼓励和推动博物馆建立以理事会制度为代表的治理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明确不同事业单位功能定位,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事业单位组建理事会, 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2]。2015年, 《博物馆条例》对建立理事会制度也作出了明确提示。
在此基础上, 本馆在大同市文物局的部署安排下正在着手构建理事会制度。在初步拟定章程的基础上, 初步选举了理事会理事15人, 其专业背景涵盖了文物、文化、媒体、银行、教育、企业等7个方面, 拟组成大同市博物馆理事会, 为实现更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和更高效管理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也为以后吸纳社会力量, 提倡展览、社会教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各方面的跨界合作奠定制度基础。
(二) 管办分离, 尝试文保单位的“公私合营”。
明堂遗址陈列馆举行“学雷锋-传承爱”纪念活动
北魏平城明堂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明堂之一, 是北魏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 是礼治文化的载体, 是目前唯一在原址修复完成的明堂, 是平城遗址的城内标志。木兰辞中有:“归来见天子, 天子坐明堂”的记述。花木兰拜见天子孝文帝的地方, 就在大同市柳航里的明堂遗址公园。
大同明堂遗址公园的开发与保护就类似于“公私合营”的合作模式。公园及周边商业项目的营建开发与后续的经营由第三方企业负责, 而园内“北魏明堂遗址陈列馆”的建设保护与管理权限则收归大同市博物馆所有。整个公园免费开放, 供市民和游客休闲旅游。这样既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 又实现了北魏明堂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双赢, 成为大同打造历史文化名城措施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四、博物馆发展新方向
(一) 丰富私人博物馆。
大同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除了上述历代的文物遗存外, 流传的社会民俗和行业文化等遗产也精彩纷呈。与此相应的是大同民间文玩爱好者和专业藏家数量的井喷, 及文玩市场的兴盛。“‘一枝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发展文博收藏事业光靠国家一手来办显然是不可能、不现实的, 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营造我们的文博收藏事业”[3]。大同市博物馆馆藏品研究部主任韩生存老师的话道出了博物馆发展的另一个途径。那就是, 鼓励、引导和支持藏家建馆, 成立更多专业的私人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可以在技术、展陈等方面给予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这既是对藏家苦心收藏与保护文物的肯定与激励, 又会在行业性质和藏品内容上与本馆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典型的案例有古城民俗馆和北朝艺术博物馆等。
(二) 新建更多专业博物馆。
借鉴苏州、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博物馆建设经验, 大同应该新建更多的专业博物馆。例如利用本地及瓷都怀仁的陶瓷业优势, 兴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博物馆;利用大同老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基础兴建工业行业博物馆 (已有大同煤炭博物馆) ;利用大同的美食文化兴建饮食文化博物馆;利用大同近现代历史遗存兴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已有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利用大同民间手工艺文化兴建民间工艺博物馆等。这些专业博物馆将与大同市博物馆形成一个博物馆群, 以大同市博物馆为中心, 辐射或带动周边无论是分支馆、私人馆还是行业馆或专业馆, 实现大同博物馆事业“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大同市博物馆在发展方面除了“独善其身”外, 还拓展新的发展模式, 不断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带动相关文化事业群体共同发展,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形成了大同文博事业“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虽然本市博物馆事业在新世纪以来发展势头良好, 但鉴于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整体落后于国际同行, 我们仍旧需要不断深化博物馆管理体制, 创新发展模式, 在借鉴国际、国内博物馆发展先进理念的同时,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整合区域内资源, 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以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推动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品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注释
1参见宋伯胤《对苏州市博物馆群体的构想——兼论历史文化名城的博物馆建设》, 《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2期, 第7页。
2宋新潮《理事会制度, 博物馆公共性的组织体现》,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日11版。
3韩生存《大同收藏60年》, 《文物与收藏》 (内部刊物) 2009年第3期, 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