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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勘政府藏书，刘向为每一种图书编撰一篇叙录，并将其汇辑成《别录》，其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又编成《七略》，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班固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承袭《七略》，将兵家书和诸子书分在“兵书略”和“诸子略”中，把兵家置于诸子之外，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后人在研究诸子百家时，将兵家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人们把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把儒家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实，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兵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诸子百家，从《汉书?艺文志》着录各个部类书籍之后的类序可以看出，古代人是把兵书和诸子同类看待的，只是后人的理解有误罢了，可惜的是，现在的学术界对兵家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先秦兵家思想的起源、流派和地位等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先秦兵家起源
关于兵家的起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1]1762-1763认为诸子“出自王官”，如同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同样，班固把兵家的起源说成是源于司马这一古代官职，但这是不确切的。“司马”是春秋战国时期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员，作为思想流派的兵家，不可能出自某某官职，而应该源于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是先有兵事、后有兵学，最后才形成兵家。
古代学者特别是后汉的班固和明代的叶子奇，都认为兵法起源于黄帝，班固还据前代文献资料，在《汉书?艺文志》里着录《黄帝兵法》16篇、《神农兵法》1篇。《吕氏春秋?荡兵》也说:“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即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着作，战争并非和人类与生俱来，而是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原始氏族或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资源才开始的。到了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战争便日益频繁起来。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时代，已经发生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及共工与颛顼争雄等规模较大的战争。大致说来，西周以前，虽有兵事但无兵学。尽管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积累，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大规模的战争的认识，也由直观感性向理性概括的层面升华，如黄帝大战炎帝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修德振兵，周灭商之战，“太公之谋计居多”，[2]谋略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开始显现，然而当时的战争充斥了血腥杀戮和神巫气氛，基本谈不上什么军事谋略思想。西周以前，由于书写手段的简陋，难以出现系统的军事理论着作。
西周时期出现了兵学着作，统称之为“司马兵法”，亦即司马之官治军用兵法典法令的总称。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伐、穆王西巡、宣王中兴、幽王失国等一系列战争现实，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金文和《尚书》《周易》《诗经》《逸周书》《周礼》等典籍中，都对军事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总结，《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中提到的《军志》《军政》《令典》等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也相继出现，这些书籍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它们统冠之“古司马兵法”的名字。这时的军事思想受到西周礼乐文明的限制，具有“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1762的特点。如《周礼?夏官?大司马》主张战争的宗旨是征讨不义，只有当敌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9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军事行动原则是“不加丧，不因凶”、“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由于“古司马兵法”的礼乐内容，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就考虑到它的“军礼”“军法”属性，改为列入“六艺略”之“礼”部，称“军礼司马法”，其篇数是“百五十五篇”，其中包含丰富的军事理论原则、阵法战法要领、训练编制纲目，“余读《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3]“司马兵法”的出现标志着兵学的诞生。《唐李问对》“卷上”指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西周时期的兵书特点就是藏之官府，以“军令”的形式发布，在文化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尽管其内容已属于军事学研究的范畴，但还不足以形成学派，与春秋末期的兵家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人们的军事行为不再受迂腐军礼的制约，“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1762《韩非子?难一》曰:“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左传?禧公二十二年》也说:“获而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在军事实践中，奇袭、设伏、截击等战法迭出。与此同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学术下移成为趋势，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兵家便应运而生。其标志是春秋末期《孙子兵法》的出现。
中国古代治兵思想从萌芽、零散，发展形成基本理论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孙武。仔细考辨先秦兵家思想流派的发展变化，应该说治兵之学是从孙武开始，经吴子、尉缭子等的发展，才大体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兵家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奠基之作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从原则、制度、思维模式、精神实质、行为规范以及世界观意义上设计了一套理论模式。书中明确提出“兵以利动”，“兵者，国之大事”，“夫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提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因粮于敌”、“掠于饶野”。可见，《孙子兵法》和《司马法》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南宋人郑友贤在其《孙子十家注遗说并序》中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不仅浓缩了前此所有的有关战略技巧的精华，而且更是一种充满了哲理思辩的人文策略，突出了以智计为先的操作主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兵之学的主要奠基者是孙武。他从当时军事实践的特点出发，总结了中国战争指挥实际情况的经验，加以凝炼和升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兵家思想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治兵之学的旷世经典。由此看来，《孙子兵法》创立了全新的兵学体系，标志着兵家的产生。
二、先秦兵家流派
先秦兵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历史上明确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吕氏春秋?不二篇》，该篇这样论述诸子之学的不同特点:“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其中的孙膑、王廖和儿良三人属于兵家，各自的特点为:孙膑强调的“势”，即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王廖重视的“先”，即指“先发制人”之意;儿良注重的“后”，即指“后发制人”之意。可见，孙膑、王廖和儿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兵家流派。
先秦兵家流派传统上划分为四大流派。《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1]1762班固是说西汉武帝时期，杨仆收集散失的兵家着作，汇成目录，但不完备，至西汉成帝时，命任宏整理兵书，“论次兵书为四种”，任宏把兵书按四个种类着录编次，大体上把兵家分成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四大流派。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沿袭了这一做法，不仅在《兵书略》中将兵家流派定为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四个流派，而且对每个流派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这种兵家流派的划分为后世所认可。在《唐李问对》中，兵法大家李靖认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所谓“三门”按李靖的解释指的是《太公》的谋、言、兵三部分。而四种则为“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者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凡四种也”。[4]正是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兵家的本质核心是尚谋，是讲究战胜攻取之道的学术思想体系，内部流派衍生为四种。
对于先秦兵家的流派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根据先秦兵书内容与其他诸子百家思想联系的多寡，把兵家流派划分为儒兵家、道兵家、法兵家、墨兵家、杂兵家、纵横兵家等。[5]任何一个学派，只要它能够流传下来，就必然是个开放的学派。在坚持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吸收其他学派中的有益成分，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兵家亦是如此。不能由于兵家思想中有道家思想就把它说成是道兵家，也不能由于有儒家思想就把它说成是儒兵家。这种划分容易造成思想史研究的混乱。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理，道家、儒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中也有兵家言论，那么，它们岂不就成了兵道家、兵儒家、兵墨家了吗?还有的学者以地域文化渊源及兵家思想文化传承角度分析，将先秦兵家流派分为齐、魏两大系统下的五大流派等[6]，应该指出的是:兵家流派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别的是学术门户之见不显或学术渊源传承考据尚待充实。不仅兵家流派师承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更多的资料佐证，更重要的是在师承不清的前提下，古人根据所流传下来的兵书内容来概括分析不同的兵家流派，在目前不失为可以采纳的说法，尤其是众多兵书已经散佚不可见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