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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的接受者和旧体诗根底更为深厚的文人，所以他们的新诗都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带有明显的旧体诗、词、曲的痕迹，如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就是。其他新诗的开拓者也莫不如此：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泣。
——郭沫若：《别离》
东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习习地风吹朱户
萧萧地雨滴银街
——田汉：《东都春雨曲》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康白情：《窗外》
读着这些新诗，不能不使人感到词、曲的味道。就连素有“诗怪”之称的、最为“欧化”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许多新诗也仍然摆脱不了旧体诗形式的羁绊，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
君不见高丘之坟冢的安排？
有无数蝼蚁之宫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销磨了。
——《生活》
开你户牖
使其羞怯
征尘蒙其
可爱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与愤怒么？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有感》
还有一些新诗的倡导者，除了在旧体诗的基础上开发新诗外，还注意向民歌学习。他们的一些新诗也具有民歌的风味：
三十岁，来的快！
三岁唱的歌，至今我还爱：
“亮摩拜，
拜到来年好世界。
…………”
——刘半农：《三十初度》
“洋糖百合稀饭，
三个铜板一碗，
那个吃的？”
“竹儿扒，破费你老人家一个板；
只当空手要的！”
——朱自清：《小舱中的现代》
新诗从一开始就注意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哪里还需得着几十年后来对此饶舌。新诗虽然从古典诗歌脱胎出来后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但是从上述例子和其他很多早期新诗中，我们并觉察不到有多重的“西味”。尽管后来新诗受到的外国诗歌影响更大一些，“西味”也更重一些，但新诗的民族性并没有暗淡下来。
新诗的诞生是中国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的自然结果，这如同宋元话本白话小说和明代拟话本白话小说一样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如果说新诗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话，那么宋元话本白话小说和明代拟话本白话小说以及《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是不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小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诗的诞生和后来的发展就没有对外来形式的借鉴或受外来形式的影响，但是这种借鉴或者受影响是次要的，是丝毫也改变不了新诗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新诗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这一既定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