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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中国的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首先觉醒，即“人”的意识的觉醒并掀起个性解放热潮，但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关键词：“五四”启蒙知识分子 角色变化
一、觉醒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这时，中国才宣称发现了“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政治清明、拯救民生的传统士大夫情结和经世致用的理想和抱负又一次在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身上再现。他们以“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以文学作为高扬其激进思想的平台，掀起了反封建的高潮，担负启蒙国民的重任，积极地投入到了拯救国民、解放民生的时代洪流中。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发现人和肯定人的时代。
在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首先从“国民意识”的觉醒而发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之后认识到真正的文明是精神文明，即“人”的发现。“与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治，无新国家”。并且对“新民”的途径作了一个极端化的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①在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所以掀起“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的“新民”必“新小说”的思想在当时虽未如期实现，但是“新民”作为“立人”为指归的启蒙思维以及思想启蒙必然依赖于新文学的思维方式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人。继之而来的“五四”文学革命浪潮，以“个性解放”为武器，批判传统的非人，从而确立现代的人。一切从属于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都被认为是奴隶之道德。
“五四”前后，文学全面倡导“个性解放”，首先是从理论上开始的。周作人1918年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研究，而排斥非人文学，开拓了现代文学史上关注“人”的主题，阐明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时出现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对中国封建专制体系的吃人本质做了深刻的揭露，发出对封建专制最勇敢的抗议，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强烈呼唤。小说集《呐喊》以真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封建重压下的人性的变态，展示了一幅惊人的人性毁灭的图景。鲁迅的创作目的在于把中国人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唤醒国民作为人的意识，唤醒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地位。郁达夫在它的私小说中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向旧礼教宣战。《怀乡病者》、《银灰色的死》、《南迁》、《沉沦》等都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剖析，向封建卫道文学宣战，张扬个性解放主题。《沉沦》是通过一个在异国留学青年的屈辱和苦闷生活的描写，发出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愤懑的控诉以及向旧礼教宣战的呼声。这一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鞭挞和批判灭绝人性的非人道的专制统治，以呼唤和肯定个性解放为主题 ，旨在改变中国人以往的非人地位，唤醒人的意识，最终获得人性的解放。然而文学上的个性解放主题并不能担负起全部的人的解放的责任。
二、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