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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众声喧哗的“启蒙”知识分子有的高升，有的引退，有的出国，剩下的散兵游勇则几乎难以成阵了。而像鲁迅那样为数不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荷戟独彷徨者③，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当中尝试着重新调整自己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五四”人文精神的影响成长起来，从未真正体验过精神与情感磨难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拒绝历史的同时也拒绝传统，毅然将苏俄的革命文艺思想引入到沉闷压抑的中国现代文坛，并以超越“五四”、消解“五四”的架势，向鲁迅等先驱者进行思想上的发难。他们以“成王败寇”的思维来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紧紧抓住“启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矛盾性，对于他曾经坚信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钱杏邨说：“鲁迅之所以陷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可以说全是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④ 个性主义曾经象征着“五四”知识分子的荣耀与骄傲，但是时势陡转，“革命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使得“启蒙”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理论主张成了他们蒙受耻辱的思想污点。如果说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由于启蒙而遭遇到了现实困境与精神危机，想去寻找新的出路却又犹豫不决地处于一种观望的立场，那么善于追逐思想新潮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则对于彻底放弃“五四”精神、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态度。他们不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还以强硬的政治手段，严格规范着其他知识分子思想“左”转的既定方向。当“启蒙”知识分子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全新思想观念，两股力量最终实现了合二为一，共组“左联”时，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和先锋启蒙作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启蒙知识分子由启蒙者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注释：
①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②鲁迅．彷徨[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鲁迅．彷徨·题词[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④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A]．文学运动史料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