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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戴爱莲的艺术生涯如同一个传奇——并未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却成为本土舞蹈创建的先驱;早年的舞蹈学习经验全来自西方，但却成为现代中国舞蹈舞台艺术建设的元勋。戴爱莲先生不是一位理论家，甚至，她还无法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述她的所思所想，但是，她却用身体的动作语言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她的艺术理念，这就是：注重基础，寻根溯源，变通中西，创造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舞蹈文化。今天，站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经纬线的交叉点上，中国现代舞蹈以何种文化态势走向未来?又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宣告：我是中国?深入研究，揭示戴爱莲的艺术创造的思想理念，我们发现：戴爱莲永远站在了我们的前面……
【关 键 词】戴爱莲；艺术思想；民族舞蹈文化；基础；根
戴爱莲被称为“中国现代舞蹈之母”，不仅由于她的艺术创造在中国现代舞蹈史上占领了时间前沿之“最”，也在于，她对中国舞蹈现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在于她在对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显现的前瞻精神，给予了我们一种跨越世纪的精神引领。如果说，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探索”，戴爱莲先生以其开创性的探索书写了中国现代舞蹈的光辉历史。今天，我们追思戴爱莲先生作为一位舞蹈表演艺术家、编导家以及教育家的艺术创造与成就，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她的艺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诚然，戴爱莲先生不是一位理论家，甚至，她还无法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述她的所思所想，但是，她却用身体的动作语言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她的艺术理念，这就是：注重基础，寻根溯源，变通中西，创造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舞蹈文化。今天，站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经纬线的交叉点上，中国现代舞蹈以何种文化态势走向未来?又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宣告：我是中国?深入研究，揭示戴爱莲的艺术创造的思想理念，我们发现：戴爱莲永远站在了我们的前面……
一
关于舞蹈基本原理方面戴爱莲先生很少著书立说，但是关于“舞蹈的基础”这个概念常常出现在她的言谈话语之中。“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基础”，戴爱莲先生常说，一个民族舞蹈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自己的基础。那么，何为基础?本文认为，“基础”对于戴爱莲来说具有如下意味：一是意味舞蹈艺术必须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二是意味舞蹈艺术必须追随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功能;三是保持本民族独立的文化身份，坚持自身的文化品格;四是坚持舞蹈艺术的本质精神，使舞蹈成为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仪式。这四方面互相渗透，互为依存，构成戴爱莲舞蹈艺术完整的思想基础与艺术支撑。
舞蹈艺术将人类日常平凡的身体动态赋予了某种不平凡的意义，并且在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色彩中，给予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感情的自由。戴爱莲深刻认识到：“舞蹈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艺术，后来发展成不同民族的舞蹈，有不同的跳法与不同的美。”舞蹈中的身体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美感，有一个民族的形象”，因此，她反复强调：“搞自己的文化，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自己的人民，要爱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就是我们艺术发展之根，“没有‘根’的东西，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东西”。① 当在这一层面上发掘了舞蹈艺术的本质与深意，戴爱莲舞蹈中的身体就始终和民族的命运粘连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
解读戴爱莲的生活与艺术，没有人不为那里蕴含的爱国心、思乡情、民族魂而动容动情。“民族”就其概念来说，和“人种”紧密相关，所以“民族学”，亦称“人种学”。民族是指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信仰的族群。对于这一点，戴爱莲的思想十分清晰。“我是中国人!”20世纪40年代，黄皮肤、黑眼睛的戴爱莲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到中国，寻找属于她和她的舞蹈文化之“根”。并且从此，她的心和她的艺术就从未离开过她的“民族”之体。
在戴爱莲用舞蹈走过的时代，“民族”的概念一直格外地沉重。它和“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自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最早期的作品不是睡美人、安琪儿类的纯美形象，而是表现中国人民和游击队员抗日救国的《进行曲》、《警醒》与《游击队的故事》;表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悲哀、痛苦的《垂柳》、《思乡曲》、《卖》和《东江》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舞蹈家用自己和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同样的身体，传达出他们一样的思想、意志与感情。民族的责任感，使戴爱莲舞蹈艺术触摸到一个民族灵魂的颤动，从而她的艺术亦变得凝重、丰厚。
然而，在戴爱莲看来，这只是“发展中国舞蹈的第一步”。她于1946年4月10日《中央日报》撰文如是说：“……故事内容是中国的，表演的是中国人，但不能说那是真正的中国舞剧。我们用了外国的技巧和方法来传达故事，好像用外国话讲中国故事，这是观众显而明白的。”“可以说过去三年的工作是在建立舞台成为一种独立艺术的第一步，不过就创造‘中国舞’而论，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为建立中国舞蹈成为独立的剧场艺术的坚定的第一步，现在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证明了。这次(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本文注)节目里面包含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舞蹈……。将来希望能够给予一些对于舞蹈工作有兴趣的人以可能的便利，对中国一切舞蹈作一次完整的学习，以这些材料，为舞台建立起新的中国现代舞。同时，还得展开土风舞运动，使之远而广，要每个人为娱乐自己而舞，从日常生活的烦恼里得到解放。”②
我们知道，在民族形成所有的因素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恰恰是由于某种共同的语言，使一个民族最终凝聚成一个民族。它以在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特殊节奏，表现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身体语言亦是。戴爱莲以艺术家的敏感与直觉深得这一要领，并以不断重新返回的方式，确立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这一重要基础。这样，她也就把握到了使民族舞蹈艺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尚方宝剑”。在战乱频仍，文化荒芜的年代，她以满腔的热情，艰苦的努力，以及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深入边疆采风，开创性地将中国民族舞蹈推上舞台，不仅开垦了一块民族舞蹈的艺术花园，同时开掘了民族舞蹈发展的生命源泉。因此，她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度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作者“阿虎”在当时的刊物上惊喜地写道：“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忽然有一天，靠了几个艺术工作者的热心，在广大的废墟中，把祖先的一件遗宝发掘了出来，这是多么庆幸的事情!何况，这一件遗宝既不是死的残骨，又不是呆的□釜③，却是有生命能跳动的宝物——舞蹈。就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看来，在各种艺术部门之中，我们与舞蹈的距离可说是最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