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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人说国标舞是一种很程式化的舞蹈，不能拆开打碎来做舞剧，你认同吗?作为北舞院国标舞的学科带头人，你做国标舞剧的深层思考是什么?希望通过这样的创作证明或检验什么吗?
张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如果说程式化的舞蹈不能做舞剧，那芭蕾舞、古典舞都很程式化，芭蕾舞那么规范、严谨，如何解释?所以这样的观点不能成立。再说，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和可以尝试的。其实，用国标舞做舞剧的想法由来已久。
舞蹈学院开设国标舞专业仅仅是为了培养选手吗?当然不是，它应该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国标舞更具有文化感和演艺性质，更富有中国色彩，这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吧。9年前我们做《红舞裙飘起来》是一个初步尝试，主要是想让国标舞在舞台上好看。当时我对国标舞这种语言还缺乏足够的把握，对用国标舞做舞剧、特别是用它来讲述中国故事、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还很不自信。
2002年在德国的一次国标舞比赛给了我很大震动。一个德国编导用闽南音乐、旗袍、斗笠等中国元素创编了一个表现南海风情的舞蹈。这事对我刺激特大，当我们还在犹豫是否能用国标舞表现中国题材的时候，别人已经把这样的作品摆在了你面前，我当时感到很耻辱。那一刻也让我猛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没有什么是不能表达的，如果不能，那只是因为你的功力不够或思路不对。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尽其所能地促使国标艺术舞蹈的发展。后来的“央视"国标舞大赛、中国舞协主办的“荷花奖”国标艺术舞蹈比赛等都对这事给予了积极的推动。2002年我们系推出了一台国标舞作品，全部用中国音乐、表现中国题材，我自己前后也做了大大小小十多个作品，算是刻意练笔吧。这些年的摸索让我认识到国标舞是可以叙事和表现人物的。
艺术创作说到底就是表现人，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爱恨生死。人的情感、人类的生活，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外乎就是爱与恨、生与死。我一直酷爱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没有离开这四个字。于是我就释然了，我想国标舞不仅可以表现情爱，同样可以通过人的情爱表现人的生死和生活本身。当你不再怀疑国标舞可以做舞剧以后，剩下的就只是如何把它做好的问题了。说来也巧，我在做“国标舞影响下的海派文化”课题中无意间发现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而在此之前，我曾写过三个剧本，三个都不满意。
《长恨.歌》通过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表现了人性.的善良、怯弱、贪婪、丑陋等许多层面，在这过程中还折射出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变迁，人物、性格、故事这些舞剧所要求的戏剧因素都具备，我还编什么，于是我决定改编它。
用国标舞表现中国文化一直是我想做的事。现在回头来看，这部舞剧的推出其实是一个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关注，我个人这些年的思考、摸索和成长都交织在其中。
如果说要想证明什么，我是希望证明国标舞能否说事?能否说中国人的事?作为一种“舶来"的舞蹈，我们能不能让它为中国人服务?传播中国的文化和表现中国人的情怀?
从国标舞、海派文化到国标舞剧《长恨歌》，这其中包含着许多长期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一时冲动或偶然所为。国标舞学科在中国20年了，如果说想检验什么，我是想检验它在文化引领方面能做什么?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否能培养出用身体说话的舞者，还是只会升降、快慢、旋转的竞技选手?也希望借此检验我们的学科体系和定位，通过舞剧创作来反观我们人才培养上有何不足，反思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
记者：小说《长恨歌》是当代文学名作，它以精致优雅的笔触和细腻复杂的心理描写见长，而且年代跨度较大，用舞剧表现有相当的难度。作为编剧，你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平：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感到最困难的不是创作而是演员。在创作方面我自认为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我们的主创团队很默契，作曲、编导和我在真正动手以前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做功课，很长时间我们没编一个动作、没写一句音乐，就是在一起沟通交谈和观摩各种国标舞，所以一上手很顺利。我感到困难最大的是演员转型问题。我告诉同学们只有完成由“选手”向“舞者”的华丽转身，才能真正进入舞剧的世界。
除了观念、身份和习性方面的改变外，他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舞蹈语言上的。创作舞剧必然打破国标舞既有的动作程式和套路，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所以很难，遭遇的抵触也特别大，这是可以理解的。更深一层还在于，国标舞是个体性很强的舞种，成败一般只取决于两人的配合，而舞剧创作必须是全方位的合作。你在舞台上可能只有几个动作，甚至只是推车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但它在整个戏剧行动中是有价值的。从育人的角度，这些对国标舞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
它也让我们反省国标舞教育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国标舞过多强调个体意识而忽略了它的团队性质，过早对选手进行个人包装，这些都造成了学生教育上的性格缺陷。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国标舞蹈外，还学习芭蕾、现代舞、爵士舞、戏剧表演等，这些技能只是孤零零地沉睡在他们身体中，而排演舞剧要求他们将各种技能重新整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改造重塑的过程，从理念、认知到身体各方面都发生着深刻地变化。他们开始留恋舞台和关注文化了，开始从把国标舞当作职业的选手转向把它当作一项事业的舞者来思考问题了。当这些转变真实发生的时候，中国国标舞的天空打开了。
记者：语言风格历来是舞剧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冠名“国标舞剧”就意味着一种“限定”。既定的舞蹈语言风格与舞剧人物塑造之间必然有很大的矛盾，你怎么看待这种“限定”，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
张平：国标舞不同于其他舞蹈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形态，形态上的不同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认为国标舞最特殊的一点是它基于双人舞的特质。它更适合表现人的情绪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探戈、恰恰、伦巴、牛仔，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动作形态都能非常准确地描摹出人的情感变化。
另一点是它的包容性。谁说探戈就是阿根廷的?谁说华尔兹就是维也纳的?它不像胶州秧歌就是山东地区的，国标舞是在不同民族的迁移和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逐渐生成的，这点与我们东方民族舞蹈地域色彩浓郁的特点不同。国标舞的本质是开放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国标舞很时尚的原因。所以我们没必要给自己设置很多禁区，认为恰恰只能是恰恰，牛仔只能是牛仔，而是从剧情、人物的需要出发，什么适合就采用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