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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欧亚主义”政治主张，俄罗斯在欧亚联盟构建计划中始终强调其核心地位，突出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地缘联系，并以欧亚区域中心独特的地理、自然、文化、历史等为基础，致力于发展既不同于欧洲(大西洋主义)，也不同于东方(如泛斯拉夫主义)的欧亚独特经济、政治道路。 同时，正是因为建构在“新欧亚主义”思想之上，所以虽然普京一再强调欧亚联盟是各国互利共赢，遵循平等、主权和自愿原则的开放性组织，但是欧亚联盟仍然带有明显的大国主义，并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意识。
与欧亚联盟强调俄罗斯的地区核心地位以及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不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作为体系构建的基础，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体系内部各主体的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希望借助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平台实现各国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与欧亚联盟相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具包容性。
第二，由其理论基础差异而来的，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终极目标不尽相同。作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措施，普京政府不仅追求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强调各国价值观的统一，并希望最终将欧亚联盟打造成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超国家实体，使其成为可与美国、欧盟、中国并立的强大一极。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志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精神，强调互联互通的功能，以促进各国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能源合作、人文交流、实现和谐发展为目标。
第三，基于不同的目标，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路径和体系模式也存在差别。为了实现欧亚地区特别是后苏联空间的高度一体化，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突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欧亚联盟的构建模式更倾向于劝说型博弈下的国际制度安排，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来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统一经济、政治、军事、海关、人文和文化空间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欧亚联盟事实上是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强烈回应，所以采取以对抗为目的的结盟体系模式。而立足于共同发展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汇聚行动者的预期、降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并为了合作的稳定需要成员之间达成有效的分配协议。 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更倾向于协调型博弈下的国际制度设计方案，通过务实灵活的双边合作和小多边合作方式建立一个结构更松散、包容性更强的结伴共生体系。
第四，相较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各国中享有更高的接受度。尽管构建欧亚联盟始于20世纪90年代，同时受益于苏联的遗产，拥有一定的建设基础，但由于其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与美国在中亚展开地缘博弈的明显态势，所以引起了中亚地区各国的担忧，对其持观望甚至排斥态度。其中对欧亚联盟态度最消极的乌兹别克斯坦于2008年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而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则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退出独联体，这些举动被认为是变相地表示中亚国家对欧亚联盟建设的抵制。2014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俄乌关系破裂、俄欧关系紧张，更加大了欧亚联盟建设的阻力，使一些中亚国家对该机制的热情降低。目前，实际参与构建欧亚联盟的国家只有俄、白、哈三国。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对欧亚联盟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而其他国家则持消极观望态度。
反观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其在中亚以及欧洲各国中获得了更多支持。首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适逢其时。欧洲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急需加强与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的联系。同时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缘优势被削弱。在此背景下，中国凭借地缘优势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迎合了各方需求，减少了机制构建中的阻力。其次，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与各国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互信，加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和非排他性的制度设计使得该构想更容易获得各方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2014年3月访问欧洲、5月上海亚信峰会以及9月赴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并获得了各国广泛支持。
虽然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地缘交叉、部分职能相近的情况，但不能简单地将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归结为同一类战略，更不能由此认定二者是同性相斥、单纯竞争的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从社会共生论的视角看，二者之间是共生与竞争并存的关系。
二、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与竞争
总体来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二者围绕资源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并在斗争与妥协中生成、维持和演化出包含资源交换型、资源分享型以及资源竞争型在内的复合型共生关系。这一复合型共生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二者的共生关系，二是与共生相伴随的二者相互竞争关系。
“共生”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微生物学家笛拜瑞(de Bary)于1879年提出。笛拜瑞最初对“共生”的解释是“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深化“共生”概念，并逐步形成狭义和广义两重涵义。其中，狭义的“共生”专指生物之间的组合状况和利害程度的关系。 此后，“共生”理论特别是狭义的“共生”概念被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借用，并发展出各种新的理论。
在美国，芝加哥经验社会学派由生物共生论衍生创立了人文区位学，并将竞争引入共生理论中，认为竞争是实现共生的必要手段。该学派主张，社区作为一个共生系统，其区位秩序的本质是在竞争中通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一定的社区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是社区共生系统运行的基本目标，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社区平衡被打破，形成新的不平衡，并再次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共生系统的新平衡。
日本学者则将生物共生论引入政治学，力图以民主政治来解读共生，并提出了“圣域” 的概念，并认为只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承认相互的“圣域”才能实现共生。此外，日本学者尾关周二还以共生、异质性与共同、同质性相互补充的理念为基础提出了“共同的共生、共生的共同”理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因消极强求同质化而造成的共同性关系减弱，同时又抑制共生关系中生存竞争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