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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恕诚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在唐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广受称誉，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余恕诚古典文学研究思想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2014年8月23日，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着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5岁。余先生执教长达半个世纪，育人无数;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在唐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广受称誉。他与着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30年合作无间、倾心磨治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都是能代表时代水准的学术精品。余先生本人独立进行或领衔的“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诗家三李’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也无不饮誉学林。那么，他穷尽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是唐诗研究，究竟具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特色?又体现着怎样的深入思考呢?笔者师从余先生多年，受教尤多，本文拟对余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思想进行评述。
一、鲜明的时代底色
余先生乡籍安徽肥西，这里曾是清末淮军的摇篮，见证过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风云。
生性多感的先生，对所闻、所见、所经历的一切，不可能无所触动。
1943年日寇轰炸肥西将军岭，年仅4岁的他望着不远处的满目疮痍，“眼中冒出怒火”，后来他回忆幼年读书遭逢国难痛苦心境有诗作云：学唱《黄河》泪汪汪，黄河百姓最遭殃。后方学子亦何幸，麦收带馍进学堂。①既沉痛于生活在黄河两岸惨遭日寇蹂躏的同胞苦难，也为自己于滔天战火之中尚能“带馍进学”感到庆幸甚至愧疚。一个民族在积弱之时所遭受的屈辱，就此即在一个幼小而敏感、稚嫩却有肝胆的心灵中埋下根来，不仅影响着他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试看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中对杜甫《悲陈陶》的分析：
用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性事件的时间和牺牲者良家子的身份，渲染战场和长安的惨痛景象。让读者从战士的牺牲中、从人民悲哀的心底上，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听着杜甫的长歌当哭，人们就仿佛站在英雄纪念碑前。[1]15这种对诗歌描写战争苦难感同身受的体验、如在目前的解读，很难说没有他幼年时的记忆在。而文章竭力注意发明杜甫《北征》《彭衙行》《赠卫八处士》等乱离之作“一方面很悲，甚至悲得痛入骨髓，另一方面常常带着某些憧憬或温存的插曲。在悲感中又有一阵阵温暖的回流，让读者在复杂的感情冲动中，更加激起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1]15的抒情特色，也可与上引他自己的诗作对读。有时候苦难也是一种可贵的磨练和补偿。余先生讲杜甫的诗歌，那么让人身临其境，与他自己的经历确实有着莫大的关系。
余先生1951年进入肥西初师学习，后来被连续保送到六安师范、合肥师院，196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青春年华，正赶上共和国十七年虽然屡经曲折但仍然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或许对那个年代有一定隔膜甚至误解，但那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独立与新生的光辉起点，也必然因其无可抹杀的奠基之功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余先生的学术人生起步于那个年代，理想与浪漫，注定成为一位华枝初放的年轻学者最鲜明的底色。
“***”之前，余先生的学术论文大概有四篇，其中讨论李白的，一是《读〈李白欣赏“池塘生春草”〉一文后》，发表在1963年3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二是《天才的诗人，骄傲的狂士》，是一篇长文，原也被《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录用，遗憾的是，因政治风云突变，文章后来未被刊出。尽管如此，这两篇唐诗论文与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李白、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人民性的浪潮密切呼应。他所发明的李白的“天才”与“骄傲”的两方面个性特质，也很明显能看出1962年调整之后社会情绪重新获得舒展的强烈时代印记。设若没有恢弘时代大潮的鼓荡触动，没有对于时代大潮的敏锐把握与细腻感知，恐怕就很难有这两篇论文的写作。“***”以后，已至不惑之年的余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丰收期。这个丰收，首先是以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为发轫。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在浩劫之后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余先生不是一个盲目跟风的人，但能够将那个时代特有的热烈氛围，化作审视古代作家作品的积极动力。试看他几篇重要论文的发表时间：《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1982)、《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从两种不同类型之作看盛唐边塞诗》(1985)、《地域、民族与唐诗的刚健气质》(1987)。这三个年份，都是改革拓荒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我们再来看论文中那飞扬的文字：
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
在那春潮般涨满的生活江面上，烟云缭绕，浮动着一种热烈的情绪，一股深情的期待和展望。[1]8这些文士在独处和思念家室时情调并不低弱，而当众人会集在一起时，更能激发意气：
……多么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他们有感于时光流逝，功业未建，但不叹老嗟卑，感伤唏嘘，而是表现出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豪饮、大笑和“岂能贫贱相看老”的感慨，都基于一种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念，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心志。他们怀抱功名欲望，但不加隐讳，显得开朗而有进取性。透过这些作品，不难觉察到，感应着盛唐的时代精神，这些富于血性的男儿脉管搏动得多么有力![1]229这是论文吗?是的。但这更是诗!孤立地看，这样的论文语言，或许显得突兀，然而当我们充分注意到，那是一个朝气蓬勃、怀抱大开的岁月，便会了然：这实在是受时代芬芳之露浇灌，绽放的一朵学术雪莲!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朦胧诗的异军突起，这也给余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来启发。1970年代中期起，余先生和刘学锴先生合作从事李商隐诗文的整理工作，但在一开始，难免受到束缚，《李商隐诗选》初版本《前言》中，无论观点还是文字表述，还有比较明显的“***”痕迹。①到了1986年的修订本中，情况则有了重大改变，大幅增加了对义山更具审美艺术特征诗歌的甄选与分析，尤其是修订本《前言》中增写的“以心象融铸物象”与“朦胧的诗境与凄艳的色调”两节，其灵感明显来自于当时的朦胧诗。②这些新见，使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多年以后，余先生在一次学术讲演中曾经如是分析李商隐诗史地位在当代被重估的原因：“这是因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李商隐诗从审美上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李商隐诗在体现文学本体、诗歌本体这一方面是能够和前面几个大师(按，指李白、杜甫、韩愈)相抗衡的。”[2]200敏锐地把握住诗人的接受与时代之关系，同时又将这个时代所倾爱的特质精到地揭示出来。这是他学术研究始终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