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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莫言小说艺术特征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消息一出，举国欢腾，莫言立刻成为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和追踪的对象。这是中国本土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圆了中国人近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激动过后，待一切平静下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莫言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莫言小说的特质、特征有哪些，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有怎样的意义和启示。同时，莫言的获奖和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学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可能性，这才是我们走近莫言、认识莫言的最好方式，才是我们对待诺奖应有的态度，同时，对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
莫言的创作时间长达30余年，迄今为止有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字数达800多万字，获得过各类文学大奖，可谓体量庞大，成果丰厚，风格多样，品质高超。概括起来说，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主题上的人类精神。莫言小说基本上以其故乡山东高密乡的人和事为原型，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在立足于本土生活的基础上传达出人类普世的思想和价值。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其一是关注生活的苦难，对弱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展示弱者的苦难，并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出生于乡村的莫言对苦难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的许多作品直接描写现实的苦难，蕴涵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欢乐》《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蛙》等小说就揭示出现实乡村的多种苦难，并对小说中的人物表达出深切的怜悯之情。即使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有同样的倾向，例如《红高粱》《檀香刑》中对刑罚的描写，《丰乳肥臀》中对母亲上官鲁氏遭受各种苦难的展示，都显示出作者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同情。其二是批判和否定恶的势力，对人类自由和理想精神的张扬。莫言的作品总是对恶的势力给予强烈的批判，极力弘扬自由、理想的人类精神。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者直接为农民代言，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肆意抓捕农民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提出强烈的批判。《四十一炮》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真实地展示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基层干部的肆意妄为、金钱对人的异化，其批判的精神不言而喻。与此相对，是对自由、理想精神的张扬和维护。《红高粱》中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彰显了农民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生命精神。《生死疲劳》中农民蓝脸在全国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下，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他的“全国唯一的单干户”，张扬了农民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对他创作的政治色彩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他的创作缺乏批判精神，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其实是对莫言的误解。相对于早期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批判色彩，莫言近期小说的主题更加含混和复杂，批判的锋芒似乎有所弱化。譬如《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作品的主题就相当含混，读者对这些作品的主旨有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其实，这不是莫言对现实的妥协和对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责任的放弃，而是他有意的追求和对文学认识深化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认识到的：“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因此，只不过是近期莫言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批判的姿态委婉曲折了，给人以更大的解读空间，其内在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批判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艺术手法上的中西融合。莫言小说在艺术上成功吸取了古今中外的经验，形成了融合中西的艺术特色。第一，特别擅长的感觉描写。莫言小说往往把感觉描写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他总是丢开故事与人物叙述，抓住一切机会进入到感觉描写，把读者直接带进具体的“场景”中去。因而莫言小说叙事的时间链条经常出现断裂，叙事在时间上的完整性、封闭性和单一向度被打破，过度膨胀的瞬间感觉让时间暂时终止，形成一个大的膨胀区。如《红高粱》中少年豆官在高粱地里对浓雾感受的描写，《欢乐》中主人公齐文栋进城赶考遭遇堵车时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活动的描述，打破了原本故事的叙事时间，极度膨胀的感觉占据了全部的叙事空间，故事的叙事时间出现暂时的停顿，让位于感觉的呈现。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借鉴西方现代派，综合运用意识流、夸张、通感、象征、变形、隐喻和反讽等艺术手法，来丰富感觉的描写。第二，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在叙述方式上都是独特的，在文体上都有重大创新。《红高粱》中运用第一人称“我”限制性叙事和第三人称全知全能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以“我”的口吻叙述“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余占鳌、戴凤莲和豆官的抗战经历。“我”时而充当一个不加判断，只能原生态呈现生活的窗口，遵守着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规则，有时“我”又近乎是一个魔幻般的全知全能视角，深入到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内心，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时刻对发生的一切发表评论。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整个作品给人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叙述的开阔视野。正如金汉在评价《红高粱》对中国小说艺术演变的贡献时指出：“作品中‘我’尽管在叙述故事，但更多的是叙述‘故事以外的故事’，而故事则通过叙述者的父亲———剧中叙述者豆官的视角进行叙述。”
《檀香刑》中让所有人物登场，表达人物自己的声音，将人物置于平等的位置，作者的多种话语系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结构上则采用传统的凤头、猪腰、豹尾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正是古人小说创作所讲究的开篇简洁、引人入胜，中间饱满圆实、扣人心弦，结尾刚劲有力、回味无穷，是莫言向传统有意识地回归，“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生死疲劳》运用动物视角叙事，采用传统的章回体方式，在对传统章回形式的现代运用中传达出对古典小说技巧的尝试。对此，有论者给予高度评价：“章回体基本上是死掉的文体，也是一种特定的叙事态度，现在《生死疲劳》是要让它活过来重振尊严。”
《蛙》的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写的是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是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第三，丰富多样的语言表达。莫言有着良好的语言感觉，他能够娴熟地操持多种语言进行创作。既有雄奇有力、汪洋恣肆式的，如《爆炸》《红蝗》《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作品，净是话语的狂欢，滔滔不绝，如大江大河，有奔腾不息之态;也有节制放纵、朴素简约式的，如《透明的红萝卜》《冰雪美人》《倒立》《蛙》等小说，讲究语言的平实直白，回归传统的叙述方式，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同样显示出不凡的力量。在《檀香刑》中则运用山东高密的猫腔叙事，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再现了传统戏文的古典韵味，是莫言在语言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创新。为了提高语言的表现力，莫言经常运用词汇变通、成分换位、成语改造、句子杂糅和使用色彩词等方式，强化表达的艺术效果，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最后，思维观念上的中国方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莫言的思维观念体现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檀香刑》中对封建刑罚的浓墨重彩，由于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念而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判。
对此，莫言却有自己的理解：“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说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
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
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正是这种价值观念，使莫言放弃了非善即恶的道德观，客观地对待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不但书写美好和善良，也呈现丑陋和邪恶，对每个人物都持有悲悯之心，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悲悯观(《金瓶梅》就是显着的例子)。《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历经六道轮回，转生为驴、牛、猪、狗、猴，最后托生为大头婴儿蓝千岁，再次讲述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的悲欢故事。这种结构显示出中国式的历史循环论观念：“轮回是一种东方想象，西方想象是地狱与天堂、拯救与救赎，是一条直线;而在东方想象中，世界和生灵是在一个圆轮上，循环不息，这种想象曾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在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在现代小说中基本上被摒弃掉了，《生死疲劳》使这种古老的、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力量。”
随着西门闹一次次地轮回，他作为人的记忆渐渐消失，在人世间的仇恨也慢慢消失了。中国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就是让人遗忘，让人不要“执着”，最终一切来自土地，也回到了土地。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莫言凭借《生死疲劳》恢复了中国人想象世界的方式。当然，莫言并不是要泯灭善恶，搁置是非，恰恰相反，莫言是个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小说中他人鬼不分、人物和动物不分，生命可以轮回，但是不管怎么变化、怎么轮回，善恶秩序是不变的，他非常尊重最基本的秩序。这一点也典型地体现在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作的讲演词中。
莫言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在艺术上融合中西，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传达出普世人性价值，具有了人类整体的关怀。因此，他的作品既能为国内广大读者所喜爱，又能超越国界，被更广泛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最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进入到世界经典文学的殿堂。
二、莫言获奖的意义与启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巨大的自信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当代汉语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同。诺贝尔文学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因其局限性和政治、文化的偏见而饱受争议，世界文坛的一些大家像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左拉、瓦雷利、易卜生、茨威格、乔伊斯、普鲁斯特、劳伦斯、哈代、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里尔克、纳博科夫、庞德等也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总体来看，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它的相对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学奖能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引起如此强烈的世界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高规格、最权威的文学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表示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新文学一直都有着强烈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焦虑症”更加明显。走向世界，一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梦想。虽然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等着名作家都曾得到诺奖的提名，但最终都失之交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他个人来说，是一项无上崇高的荣誉，对整个中国文学而言，表明以莫言为标高的当代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接受和认同。从此以后，全世界必将对中国文学刮目相看和重新考量，中国必将有更多作家和作品进入世界的视野。
第二，改善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随着读图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商品社会的功利原则，文学遭遇到巨大的挑战，日益边缘化，许多人对文学已相当疏远，不再阅读文学。即使是在文学内部，也有部分人士抱着游戏文学的态度，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加之部分海外汉学家的歧视，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中国当代文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莫言的获奖，不但给当下中国的作家们和理论家们以极大的鼓舞，让他们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设定，而且激发更多的人关注文学，阅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长期以来，我们和西方文化交流时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认为西方文化是高级文化、中心文化，中华文化则是低级文化、边缘文化，以黄河为代表的黄色文明已经衰落，而以海洋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则是世界的未来，纪录片《河殇》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一直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抛弃自己的文学传统，一味向西方学习，甚至照抄照搬。19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民族自信心高涨，但极度的自信其实包含的仍是极度的自卑。因为真正的自信是开放和包容，而不是狭隘和自大。莫言的获奖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我们和西方文化交流时的自卑心态将不再有，因为中国文学同样可以抵达人类精神的最深处，创造出人类最高的艺术成就，中国文化(文学)将在平等、开放的情况下和世界文化(文学)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三，加大“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实力。我们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一直缺乏真正的理解，世界对我们的认同和了解，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有的成就。就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在数量众多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能够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的其实非常有限，能够被外国读者接受和认可的就更少，那些有幸被翻译的作品基本上是被大学图书馆收藏和作为研究者研究的对象。莫言如果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国外的知名度，还不如虹影、卫慧、棉棉这样一些作家，这些作家在西方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我们一些主流的作家。如莫着译者陈安娜撰文称，瑞典只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除诺奖评委外，一般读者完全不了解莫言，而除日文外其他语种所翻译的莫言作品恐怕加起来还不到其总量的二分之一，当今世界文坛对莫言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有人说，莫言能获奖是因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等人翻译得好，此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许多海外知名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都强调“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因此，国家要在这一块加大投入，加强宏观调控和扶持的力度，让世界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学。正如有学者所说：“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
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当然，真正要让全世界懂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我们还需要耐心。
三、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国人自豪，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国际的视野，当代汉语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同。但可以说世界对中国文学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文学应该怎样和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和交流，应该坚持怎样的发展道路，莫言的创作给了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首先，要立足于本土的生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许多人认为文学应揭示普世的人性价值，表现世界性的主题，而立足于本土的生活，未免过于狭隘和落伍。
其实，这是对文学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因为文学的任何主题和关怀都不是表现为抽象的理论，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物上，体现在具体的生活场景、文学意象和文学情感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其人类的关怀才可能是真实的、深切的。同时，文学全球化也不是某种单一的主题模式，而是由众多具有独特个性的本土生活构成，失去了具体丰富的生活，全球化必然会单调、枯涩。也就是说，没有具体本土化的民族生活和文学场景，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世界性的主题，本土生活是“世界性主题”的承载者和传达者。当然，立足于本土的生活需要深入到生活的背后，揭示生活的真相和规律，发现生活的潜流，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才能在对本土生活的书写中传达出人类世界性的主题。对此，俄国着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有着卓越的见解：“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天才到处被一切人所承认，而不仅为他的本国人所承认，民族性应该是首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是民族的之外，他还得同时是世界的，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民族性必须是人类思想之无形的精神底形式、骨干、肉体面貌和个性。”
他还特别指出：“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所以，立足于本土的生活，深入到生活的内部，呈现出独特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也就揭示出普世的人性价值，表现出世界性的主题，具有了人类整体的关怀。
其次，坚持现代性的立场。立足于本土的生活，呈现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需要坚持现代性的立场。我们过去常说“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将本土文化中糟粕的、落后的、原始的东西展示出来就越具有民族性，恰恰相反，我们所推崇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民族精神。因此，用现代性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民族文化遗产，既能展示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显示出独特的自我，又能丰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汇入世界文明合唱的潮流。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民族的自信心高涨，加之海外“新儒学”的影响和后殖民理论在国内的流行，民族文化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一味加以肯定和褒扬，缺乏必要的审视和批判。例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等历史小说在展示封建帝王将相、名流重臣的雄韬伟略、忠君仁义时，却对封建专制和奴化心理缺乏必要的洞察和有力的批判。张炜的《柏慧》《家族》和张承志的《心灵史》都极力肯定和推崇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希望以此来对抗人文精神的消失和伦理道德的滑坡，构建民族精神的未来。
姜戎的《狼图腾》张扬狼性而否定人性，试图将狼性作为民族精神来加以建构。这些小说所张扬和试图构建的民族精神，因为违背了人类的现代人文精神，遭到许多学者的否定和批判。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既创造了众多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也产生出大量落后、反动的文化糟粕，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与现代文明和人类普世性价值不相兼容不可通约落后愚昧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的，也是我们必须抛弃的。因此，坚持现代性的立场就是要将本土立场与世界潮流，本土精神与现代文明统一起来，在审视和超越中构建民族精神，最终抵达人类精神的深邃处，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三，寻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契合点。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面临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考验，既要加深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也要借鉴世界文学先进的经验，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融合。中国古代文学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但也有发展不完备的地方，且它根植于古人的生活，反映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其中有些已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因此，当下文学要想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不断推动文学向前发展，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学的优长，促进传统精神和现代技巧的融合，在丰富和创新中拓展自己。当下有许多小说借鉴传统资源，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最主要的原因是过于注重外在的技巧与方法，而忽略了内在精神的沟通与联系，缺乏必要的创新。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创新，而不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固守。一味固守方法，传统就会僵化，失去魅力和活力，文学也就得不到发展。
对此，部分作家已经有所警醒：“中国古典文学的真正传统就是先锋精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提出回归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不应该是回归文学传统的形式逻辑，而应该是回归到以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始终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基本根脉的革命化传统体系中来，包括对现实的反叛、个性生命勇气的呼唤、精神出口的寻找、生命信仰的重塑。我觉得，这些才应该是我们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根脉所在，而不应该单单指那些所谓重构传统的宏大叙事之类的巨型概念。”
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古典文学遗产，也要吸收西方文学先进的经验，在民族风格和现代技巧、在民族审美精神和西方文学风格之间寻找平衡，创造民族文学新的辉煌，引领未来世界文学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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