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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城乡冲突和对立是现代文学表现民粹思潮倾向最突出的方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代文学中城乡冲突意识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城乡冲突主题的作品所流露的那份对于乡土和农民的真诚感情,面对苦难渴望生命的温暖,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乡思乡愁主题,而表现了“大地关怀”和“大地道德”,表现了作家对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文化思考,作品内容不仅仅有着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之情,也有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和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揭橥。
关键词:城乡冲突意识 文化 人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源于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比较浓厚的城市文明色彩,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它并不是彻底的现代城市文明。它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它一方面是建立在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正向取值上,另一方面,文化的传统承传内质使得它对城市文明又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五四文学表现了作家对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想象,一方面试图冲破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有着眷恋传统的心态。到20世纪30年代,现当代作家开始思索城市文明性质的时候,是通过树立一个相应的发展参照物来实现的。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们认为,正直朴素的乡村社会和城市文明是对立的。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到土地革命时期,民粹思潮渐渐占据了主流,现代文学中的城乡文化冲突日益加剧,以孙犁和赵树理为代表。《荷花淀》是解放区民粹思潮的艺术概括。解放区文学没写或很少涉及城市,并不是证明城市文学不存在,而是说明城市文化对于他们缺乏吸引力。沈从文的《边城》虽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乡土文学传统,不满意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蚀,在道德上肯定了乡村文明,但并没有全盘肯定乡村文明,要以乡村文明替代城市文明,建立一个纯粹的乡村社会。《荷花淀》却确信乡村文明可以有美好的极致。乡村中的世界显得那么和谐、充实、明朗和贴近,证明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们,已经把乡村文明作为理想和归宿全部接受了。而同时,城市文明就被彻底抛弃了。《荷花淀》是《边城》的一个小发展,是城乡冲突状态解除后以乡村文明来代表中国文明发展方向的历史性写照,是民粹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上所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之一。民粹思潮不仅在中国现代政治活动中取得了自己的思想支配权,同时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取得了自己的美学支配权,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创作模式,并一直传承到中国当代文学中。
对现代文学中城乡冲突意识的文化思考
描写城乡冲突和对立,是现代文学表现民粹思潮倾向最突出的方面,不同思想倾向和不同艺术流派的很多作家,都是这一主题的表现者。
现当代作家都把城市看做大染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不表现城市在建立现代新文明和新个性上的成就,而是表现城市的造恶功能对文明的破坏和人性的毁灭。著名作家茅盾的《子夜》反映了他对城市文明的态度,乡村地主进城,尽管在进城前,这些地主很坏很坏,但他们在人性的准则上则或多或少保留了传统的基本美德,如尊老爱幼等。但从进入城市起,新的环境和生产关系促成了他们的罪恶,使他们变得没有道德了。《子夜》中的冯云卿就是这样,在乡下的时候,他虽然也作恶不少,但还基本上被所谓的诗礼道德观所支配,表现在家庭和父女感情上,温情而和善。进入城市后,城市给了他新的提示:为了生活,为了金钱,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惜出卖自己女儿的色相。人伦之情的父女感情,已变得一无所有,他彻底沦为了人兽,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渣。无可否认,这里表现了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作家在处理和表达整个作品的主题时,也带有这种观念:城市文明比乡村文明残酷得多,不人道得多。茅盾的《子夜》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否定了现代城市文明,在作者茅盾的深层意识中,依然潜藏着对乡村文明的眷恋之情。
对于大多数的现当代作家来讲,城市不是理想也不是希望之所在,对于年轻的生命,它具有诱惑力,也具有毁灭性。小说《结婚》以“胡去恶”这个名字来命名一个年轻人时,很明显是要赋予他一种抗体、一种秉性,让这位乡村小伙能够不被城市的罪恶所吞噬,但是他失败了。他想做买卖,却赔个精光;他想获得爱情,却只能逢场作戏;他想得到友谊,却只能得到金钱商品关系。于是这个“胡去恶”沾染了城市人的恶习,忘记了乡村,忘记了乡村里爱他的人。最后,他死了,他的死表明了城市仅仅是希望的墓地,现当代作家用死,并且是年轻人的死,来控诉城市的罪恶。
不是说现当代作家对城市没有赞美,而是他们对于城市的赞美往往过于空泛,不确定。茅盾也写过“城市美和机械美”,好像是对城市文化的肯定姿态,但他的赞美不如他对于乡村的挚爱那么内在那么深沉。在茅盾眼里,乡村美超过城市美和机械美,乡村没有城市那样的歇斯底里,乡村是坚定的、沉着的。
从文化气质来看,现当代作家更能够接受乡村,对乡村保持极高的热情和亲近。对于现当代作家来讲,没有比被人称为乡下人更为光荣的事情了。作家沈从文就自称为“乡下人”,至死不改,强调自己和乡村的血缘关系是现当代作家的共性。丁玲说“当她见到乡村时,看见了世间最美好的风景,感受到最大的快乐”。而李广田干脆自封为“地之子”。李健吾则把自己进入城市看做是误入了风尘。现当代作家和城市的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稍微留神,我们可以从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大量的乡村牧歌式的作品,他们对乡村的赞美之情溢于言外。作家沈从文在小说《凤子》里写道:“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活的,到处都是生命,这生命洋溢于每一个最偏僻的角隅,泛滥到各个人的心上。一切永远是安静的,但只需要一个人一点点歌声,这歌声就生了无形的翅膀各处飞去,凡属歌声所及处,就有光辉与快乐。”①这段描写让城市人感觉到他生活在桃花源里。
孙犁在《荷花淀》中写道:“……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②这是描写战争时期,但战争的苦难和创伤,在孙犁的这篇创作中,已经溶解在了水光和荷花荷叶的幽静和闲谈中。
由此看出,在现当代作家笔下,乡村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归宿。即使是表现城市文明的新感觉派,在对于城市文明的态度上,依然没有摆脱乡村的诱惑。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穆时英,是一个描写城市故事的高手,从他作品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他和城市的关系相当密切,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城市化的作家,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对乡村的挚爱,这种挚爱作为作家自己思想及情感的底子,表现在他对笔下的城市文化的否定态度。与其说他的作品是在描绘和赞美城市文明,不如说他的作品在否定城市文明。如《上海的狐步舞》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组对比非常鲜明的世界:一方面儿子和继母乱伦,发生在高级洋房和高档的娱乐场所内;一方面建筑工人脊梁被压断,死在工地上,没有任何人同情。在他的作品中,上海的种种文明,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穆时英没有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表现城市文明的合理性。他写了城市,因为城市的魅力诱惑,他拒绝不了这种诱惑,但他依然否定了城市,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文明,因为在这种文明中,他看见的都是痛苦。城乡冲突,在乡村作家那里,是以否定城市为目标;在新感觉派中,依然还是否定城市,这就反映了城市在现当代作家心中确实没有获得正价值,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城市文明。
城乡的冲突不仅是地域的冲突,也是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形式和内容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体现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困境。老舍塑造的旧派市民,生活在日益现代的北京,却又同时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原来和谐自得、雍容徐缓的生活方式,中庸和认命的人生态度,在文明的不断碰撞中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境下,他们虽然屡陷困境,但依然顽强地保留着乡村情结,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还是“中国乡土的老儿女们”。
当然,这不是说谁批判了城市,谁就代表了落后意识;谁赞美了乡村,谁就是先进思潮。城市有该否定的地方,乡村有该赞美的方面。但是对现当代作家来讲,城乡冲突都具有文化的性质。他们比较城乡、思考城乡的角度,是把城乡冲突做抽象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批判。对于城市的批判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从文明的历史关系来看,单纯以这种批判态度去衡量城市文明的价值,是违背了文化的真实历史走向的。现当代作家对乡村的赞美,的确是一种客观的再现,但仅仅选择乡村的美去写,单纯对比城乡之间的巨大文化落差,体现的就不仅是作家的心态问题,还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观念。现当代作家对于城市的复杂面貌,只写它乱,不写它的多元化存在和它竞争所蕴涵的生命力,使得城乡冲突描写,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价值取向和认同。现当代作家对于乡村生活的赞美,不仅仅是一种愉悦的心情,也代表了一种文化态度。城乡冲突意识,在其他时期,也许只有题材的性质,但在现当代作家这里,则成了两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冲突意象,两种对立的文化态度,有了两种文化冲突的性质和意识。
对现当代作家城乡冲突意识的价值评判
道德价值评判。现当代作家否定城市和赞美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的观念影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现当代作家唯有寻求“义”,才能够表现道德的完善、心理的健康和人性的完美。为利而为,就会导致道德和人性的沦落。所以当他们看到乡村社会仅有的那点朴素的人情美快要消失,唯实唯利倾向急速膨胀的时候,他们愤怒了,要替乡村向城市抗议,希望传统道德的地位高于日渐崛起的现代文明。还我道德及还我乡村结合到一起,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强劲的道德底色。但是现当代作家却没有思考他们维护的道德及乡村文化,到底有多少历史合理性。传统道德本身的缺陷和乡村文化对于人性的压抑等负面的价值,他们却比较忽视。作为一个传统农民的儿子,路遥怀抱着对土地的深情进行着他的创作。《人生》中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归土地,他把这理解为生活对他开了一个“玩笑”,城市对于他来说就是眼前升起的一道彩虹,虽然色彩斑斓,但很快就消失了。他明白了德顺老汉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到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更是一个“土地之子”,当在村里失掉“先生”这份体面的职业后,他没有像高加林那样抱怨,没有对土地“畏惧”,后来他离开故乡只身闯荡黄原城,始终保持着一个农民的底色:善良、勤劳、质朴、富于同情心、重感情,始终怀抱着对故乡的深情。他是出门在外的游子,故乡是他心中温暖的港湾。③
审美价值评判。现当代作家不满城市文明对乡村自然之美的破坏,但是却没有看到历史的发展方向和美所存在的差异性。乡村是美的,无须否定,但乡村美的文化内涵,却有可能和历史的发展方向发生冲突。到这个时候,我们是要保留传统的乡村美,还是追逐历史的脚步,拥抱追求发展性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城市文明?这个尖锐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和谐是一种审美的类型,但是谁又可以否定人类的进步有时候是要以打破这种和谐来获得动力呢?历史会在否定中不断前进,新的审美类型的出现,就会把人类推进到新的审美领域中,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会越来越丰富。现当代作家可以接受前者,对于后者却无法接受,表现了现当代作家在审美观念转换上的某种滞后。
功利价值评判。现当代作家对乡村文明的肯定态度反映了他们注重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反对市场机制,追求一定的平均主义,这是用传统的思想来评价世界。我们应该承认,在现代历史中,从土地入手,从农民的现实利益入手分析中国的经济,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个农业大国里,任何社会改革的想法和步骤,都不应该回避农民的现状。但把城市和经济的强势发展,看做是对农民基本要求的损害,那就不符合事实了。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创造出新的物质文明来实现社会的发展的。这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城市文明的价值在被否定的同时,对历史发展走向的思考也就出现了偏差,但是现当代作家本身的意识却是应该高过农民的视野的,但从这种偏差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社会发展方向吗?那种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梦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可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却偏偏固守着传统的观念,保持着对现状的迷恋。
根源可以归结为现当代作家本身的乡村背景。饱尝了乡村文明营养的他们,在观念意识里被土地牢牢地包裹着。现当代作家中,所谓的乡土气息,只有多少、浓淡、深浅的区别,却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乡村的命运和利益。局限在这一视野中,他们被乡村命运所牵累,不能够站得再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而是早就种下了否定城市文明、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抗体。在阅读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有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接受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不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商品经济。五四时期的创造社作家,也是现代文坛的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锋。即使深受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影响的人如朱光潜,也对西方的物质生活给予了否定:“西方的工业文化是不健全的文化思想,因为它的物质富裕而失去了精神方面的意识。”即使如鲁迅先生,在探求中国改造之路时,超越商战(工商立国)和兵战(坚船利炮)并达到了心战(改造国民)这样的文化高度,但他对于商业活动的价值也缺乏充分的肯定,认为物质的文明只可以产生有限的作用:“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尽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后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亦,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④在鲁迅先生看来,追求物质的丰富,不能够解决中国的基本发展问题,他主张唯有“赔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才可以救中国,青年的鲁迅没有完全理解到商业活动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贡献和作用。因此,现当代作家在选择社会理想和现实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即使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现实,但还是把眼光收缩到了传统方面。
当然,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乡冲突描写具有这样的历史滞后性和后视倾向,但它们充实了文学的书写内容,将现代人置于城乡冲突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背景中进行书写,并通过乡村的视角来反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塑造了一系列城市人物与乡土形象,刻画了随着时代变迁的民族灵魂,加深了对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进程的理解,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性价值,也展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生命空间,极大地推动了当下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文学想象介入历史、关注生命并追求社会和谐的意愿。
注 释:
①沈从文:《阿黑小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0页。
②孙犁:《芦花荡 荷花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③阎慧玲:《“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化冲突――路遥小说探析》,《长治学院学报》,2006(3)。
④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