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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不仅是陇右历史上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陇右文学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关于陇右开发对汉代陇右文学发展影响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前言
陇右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陇右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上古文化。与此相应，陇右上古文学的起始、发展也是很久远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及上古书写记录不便等原因，先秦时期保存至今的有关陇右的文学资料很少。但是从这些仅存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一些远古神话与陇右有一定联系;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中的个别篇章与陇东有关，还有一些诗篇产生于陇西。这些文学现象显示了陇右古代文学最初发端时的历史面貌。资料显示，陇右文学真正进入繁荣是从汉朝、尤其是西汉政府对陇右的开发之后开始的。西汉后期，中原动乱，而社会安定、物质丰裕的陇右，成了一批内地文人避乱的目的地。他们流寓陇右后，不仅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陇右文学的内容，还带动了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东汉时期，陇右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才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出现了如王符、秦嘉、徐淑、赵壹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那么，陇右的开发是如何影响汉代陇右文学的发展的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陇右的开发
陇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北接蒙古高原，西连西域，南通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东依秦汉王朝都城所在的关中，是西部各地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汉时期，陇右的河西地区被日益壮大的匈奴所占据。匈奴人以河西走廊和河套等地为基地，对陇西、北地等汉朝边郡不断侵扰，严重威胁着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西汉建国初，国力较弱，只有靠和亲政策保持与匈奴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国力已经大为加强。汉武帝为了打通西域交通和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着力开发陇右的河西地区。其重要举措一是筑城置郡，推行政令。马邑之战后，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当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
元光二年六月，武帝派韩安国、王恢等率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了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元狩二年，派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馀级，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图王。这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主权归汉朝后，汉即集中力量开发这一地区。元鼎二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政府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将河西四郡建置起来。除河西四郡外，汉朝还开辟了居延要塞，“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从此，匈奴主力被迫远遁大漠，而河西走廊完全由汉人控制。
汉朝为加强对今甘肃东南部氐族地区的统治，还于武帝初开置了武都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又因“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还设置了安定、天水、张掖、金城、北地等属国，以安置少数民族归降部落。酒泉等陇右六郡的建置，居延要塞的开辟和安定等属国的设置，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陇右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西汉的防御能力，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史书所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
其二，移民实边，屯田陇右。这是汉政府极力推行的又一战略措施。西汉统治陇右初期，河西地区人口稀少，大量可耕之地不能得到有效利用。陇右八郡中，除陇西郡有少量汉民外，其余七郡的汉民基本上是通过屯田、驻兵等方式从内地迁徙来的。纵使陇西郡的汉民，主要部分也是从内郡迁来的。
前元十一年，汉文帝采取晁错的建议，招募内地郡县奴婢、罪人和平民移居边境地区。汉朝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前后五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五次移民中，以元狩四年移民最多，“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右、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这期间，小规模移民也不少。迁徙的对象有“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除强制移民外，也有平民自愿迁徙及一些戍卒自愿留下，把家属接到边地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时仅河西四郡的人口就增至二十八万多，这与《汉书·匈奴传》所载昆邪降汉之初所统四万余人相比，增长了七倍有余。据刘光华考证，《汉书·地理志》中所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可能偏低，如果将当时的徙民与戍卒两项加起来，四郡人口总数约有50万人左右。
大量的移民不仅改变了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也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使原先以羌戎夷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变成了汉族占相当比例的地区。这些移民定居之后，由国家统一编制，成了开发陇右的主力军。
除了移民之外，汉政府还屯田陇右，一方面以巩固在这里的军事占领，维护直达西域的通道，以便和匈奴开展斗争，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军粮紧张问题。自古以来，军队的给养一般都由国家承担。汉代为了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战事频繁，军队数量增加。汉武帝北击匈奴，占领河西、又进而经营西域，军需运输动辄经历高山丘壑，戈壁荒漠数千里，运输费用大大增加，给养成了不小的负担。此外，还有几十万初到河西的移民，也需要大量的粮食。从汉武帝元狩四年起，汉朝在西部开始大规模军事屯田。先后在北地、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河湟、陇西等郡设置军事屯田区。一定程度上，屯田解决了军队及移民的部分粮食供给，减轻了国家的压力。
第三，开辟丝绸之路。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在汉代之前，中原与西域、欧洲的政治、经济往来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山川阻隔，路途艰险，以及沿途各国各族分裂战争等人为因素，通行极为困难。建元三年与元狩四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骞还，拜为大行。岁馀，骞卒。后岁馀，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从此“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汉朝对陇右的开发和经营，对开通这条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朝领有河西走廊以后，建立郡县，构筑以长城为主干的军事防御体系和驿传系统，保障了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安全和畅通。从此，汉朝与西域、中亚及西方诸国的交流日益密切。
汉朝在陇右置郡屯田，移民开发，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也促进了陇右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对陇右文学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寓居陇右的内地文士
汉代不仅是陇右历史上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陇右文学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汉代陇右文学的繁荣，首先得益于两汉之际流寓陇上的内地文人的参与。他们寓居陇上之后，不仅创作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而且对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西汉后期，三辅战乱骤起，“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
割据陇右的天水成纪人隗嚣，于更始元年逃亡乡里，结交文士，一时声震西州。他在起兵之际，发布《移檄告郡国》，指斥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之罪。该文文笔酣畅，情感激越，被后人视为名文。《汉文归》引钟惺评曰“：翟义起兵讨莽，不克而死。当时惜无骆宾王讨武曌檄，而平林新市起兵，汉宗室目之，义声虽震天，而文采未宣。固当以是篇为东汉文弁冕也，岂以隗嚣之事不终而少之?”
依附于隗嚣的文人群体有二：一是陇右文人，如天水冀人周宗，陇西上邽人杨广等。二是来自三辅地区的文士，如长安人谷恭，平陵人范逡，扶风人申屠刚、杜林，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等。这些文士中，不乏政治眼光敏锐之士。王元《说隗嚣》建议他拥兵自重，称霸河西“：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
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条分缕析，霸气十足。河南开封人郑众，初习《公羊春秋》，晚年转而研究《左传》，并校《三统历》。归附隗嚣后，也多次撰文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申屠刚，质性方直，常慕史鳅、汲黯之为人。隗嚣归附公孙述后，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于隗嚣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二十二岁即西去追随隗嚣的扶风安陵人班彪，曾作《北征赋》，自叙从长安投奔隗嚣的行踪，直抒一个动荡年代被迫离乡远遁的游子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是两汉述行咏怀类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该赋收入《昭明文选》。又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后来致力于《汉书》的撰写工作。他的后人班固、班昭、班超、班勇等，也都与西域结下不解之缘。汉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其文即出于班固之手。班勇亦扬名西域，曾协作《西域传》。班昭著有《西征赋》，描写西行的经历。此外，扶风平陵人方望，曾作《辞谢隗嚣书》，《汉文归》辑录此文，引钟惺评曰“：豪杰之气，不能自静，逼出纸上。”
人王遵也以《谏隗嚣谋杀来歙》著名。伏波将军马援，与隗嚣交往多年，曾作《上书言隗嚣》，劝其归降刘秀。《汉文归》辑录此文并引朱东观评曰：“伏波文章，极峭婉蕴藉之致，于西汉一种严整之气，东京一种疏简之势，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复牵拘行墨，如炬波澹宕，舒卷万端，已开晋人风味也。”
另外一篇《与隗嚣将杨广书》，别开生面，亦为名作。马援之外，还有京兆杜陵人杜笃。“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著诔、书、赞、七言、女箴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可惜今已不存。他的《首阳山赋》是一篇描写陇右山川名胜的小赋，现存并非完篇。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有此赋残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杜笃集》一卷，代表作是《吴汉诔》、《论都赋》。前文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文心雕龙·诔碑》认为“杜笃之诔，有誉前代。”
陈留边韵，曾任北地太守，也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册，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韵集》一卷，久佚。今存文四篇。就在隗嚣割据陇右之时，扶风平陵人窦融也开始经营河西诸郡。建武五年，窦融入据金城，自称河西大将军，并作《与隗嚣书》，称“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馀，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对悲惨现实的描写，惊心动魄。光武王忠禄：陇右的开发与汉代陇右文学帝答书说：“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矇。”《秦汉文钞》辑录此文，题作《责让隗嚣书》，又引陈古迂评：“光武得以收复陇、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绝则势孤矣。夫隗嚣、窦融皆附光武者也。窦融本心向汉，而隗嚣终叛，盖融知天命之所属而嚣不知者也。”在他被召回京师之前，云集其下的文人有扶风茂陵人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
冯翊云阳人王隆，曾为窦融左护军，后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王隆集》二卷，《小学汉官篇》等。汉朝在陇右建制酒泉等六郡，开辟居延要塞，并设置安定等5个属国，同时，移民屯垦，大力开发，这对巩固西北边防、发展边郡经济都有很大好处。这些政策的实施，使陇右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地区。
又因为陇右远离王朝统治的中心，西汉末年中原动乱时，这里仍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环境，所以，两汉之际大乱之时，一些内地文人纷纷流寓陇上。这些避乱陇右的中原文人，不仅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颇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带动了陇右本土作家的兴起。可以说，汉代陇右文学的繁荣，他们功莫大焉。
三、陇右文士的崛起
秦、汉之前，陇右因处势迫近羌胡而崇尚武功，所以，文化方面，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传统。但在民间文学方面却有例外，如《陇头歌》就是流传于这里的一首优秀民歌。“陇头流水”的独特意象传入中原后，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给南方诗坛一阵兴奋，南方文人萧绎、刘孝威、王褒及稍后的徐陵、陈叔宝等就有以此为题的诗歌。后世许多文人也都借“陇头流水”抒发去国怀乡之感。“陇头流水”成为悲凉、愁苦、思乡、离别等感情的象征。这一中国文学经典意象的形成，陇右确有开创之功。
但有文献可考的陇右文人，最初多以军功起家，文学不过是陪衬而已。西汉陇右地区产生并保存的文学作品较少，只有李陵的一首诗歌和赵充国的几篇散文。李陵善射，爱士卒。天汉二年秋，李陵与匈奴“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汉闻，族陵母妻子。”
李陵著有《李陵集》二卷，已散佚。《汉书·苏武传》载李陵骚体歌一首“：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首诗为他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文选》载李陵《与苏武诗》三首。钟嵘《诗品》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李陵被认为是五言诗创始者之一。《文选》及敦煌石室中还保存有李陵与苏武往返信件若干，虽学者多以为伪作，但由此不难推想李陵的文学影响。赵充国是陇西上邽人，为人沉稳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是汉宣帝麒麟阁所画十一功臣之一。今存文六篇，其中《先零羌事对》、《上述谢罪陈兵利害》为名篇。政论文《上屯田奏》、《上屯田状》、《复上屯田奏》等，据实而论，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上屯田状》不仅对西汉，对后世西北边疆的经略，也有重大影响。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称“：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
此外，北地郡郁郅人李息，景帝和武帝时为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李息赋》九篇，亦为当时辞赋创作的名家。整体而言，西汉陇右文学无论作家数量还是著作，都为数较少。
究其原因，除了地处边地，也与秦崛起后，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有关。而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频繁侵扰，也影响了这一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随着西汉对陇右的开发，尤其陇右六郡、安定等属国的设置和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正如史书所言：“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西汉末年，因中原动乱而流寓陇右的内地文士的带动，陇右文学的繁荣指日可待。
东汉时期，陇右地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突出的标志在于，当时全国文坛盛行的诗、赋、文等文体在陇右都有不少作品产生，而且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家和作品。安定乌氏人梁竦好经书，曾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
该书早已失传。唯存《悼骚赋》一篇。
据《后汉书·梁统列传》附本传记载，在东汉初年梁氏、窦氏两大外戚家族互相倾轧中，梁竦受其兄之罪牵连，被流放九真郡，他在历江湖、济沅湘之际，感悼于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此赋铺陈众多圣贤之士不被重用，以致国家败亡的历史悲剧，赋末结合对屈原的评价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颇富文采。与梁竦《七序》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东汉思想家、安定临泾人王符的《潜夫论》。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名流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关系很好，为人耿介不同于俗，“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馀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其中《实边篇》为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袭用。《四库全书总目》称：“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清人刘熙载《艺概》认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潜夫论》醇厚，略近懂广川。”
此外，武都人仇靖的《西狭颂》，亦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形成了我国古代碑文书写的固定格式，不仅在汉颂文学中有显著地位，在我国碑铭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亦影响深远。比梁、王稍晚的，是“凉州三明”，即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两汉之际，内地文人向陇右流动，从而迅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学术文化。“凉州三明”的出现，显示了这一发展的最初业绩。皇甫规，安定朝那人。蔡邕《荐皇甫规表》称其少明经术，堪称一代名儒。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皇甫规集》五卷，今存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是《健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
该文将官场的混乱比作市贾，假廉成贪，受贿卖爵，致使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敦煌渊泉人张奂，少游三辅，师从太尉朱宠，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有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今存断篇残简，尚有十九篇，赋作《扶蕖赋》仅存残句，不足以领略其梗概。
文以《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所载《诫兄子书》为代表。张奂长子是“草圣”张芝，有《文集》五十卷。次子张昶，亦善草书，著作有《西岳华山堂阙铭》、《龙山史记注》等。武威姑臧人段颎，桓帝初年举孝廉，后为中郎将，以军功封列侯，拜破羌将军。他的文章《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两篇，即《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复上言东羌事》，均与戍边有关。辩难质疑，议论滔滔。著书见《太尉集》。
此外，敦煌人侯瑾也是活动于东汉末年的一位著名学者、作家，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按《汉纪》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侯瑾集》二卷，也已亡佚。
作为新的移民文化区，东汉陇右已经出现了有全国影响的学术人物，这一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以汉文化为主的区域，实现了从文化边荒之地到繁盛之区的转变，代表人物有秦嘉、徐淑、赵壹等。陇西的秦嘉、徐淑是夫妻诗人。《玉台新咏》录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四言《赠妇诗》一首，《述婚诗》二首。徐淑《答秦嘉诗》一首。秦嘉《赠妇诗》抒写自己远行前不能与妻子面别，以致忧思不解、惆怅难遣、顾恋难舍之情。
语言平易，风格清丽，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有开启魏晋诗风先河的意义。钟嵘《诗品》评曰：“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然。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
今存赠答诗，除题为苏武、李陵之拟作外，当以秦嘉夫妇之作为时代最早。他们夫妇除赠答诗以外，还有书信若干，也为人称道。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是以前的汉代散文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已开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经常可见的那种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先河。
汉阳郡西县人赵壹，为人恃才倨傲，虽仕不过计吏，但却名动京师，著作《赵壹集》，有赋、颂、箴、诔、书、论等十六篇。今存赋作四篇，其中《迅风赋》、《解摈赋》仅为残句。《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窘境和苦恼。《刺世嫉邪赋》最为著名，揭露世态，感慨甚深，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刘熙载认为：“读之知为忼脏之士。惟径直露骨。”
赵壹诗赋揭露黑暗、批判现实，流露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在这里再一次放射出光芒，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已经显露端倪。赵壹《刺世嫉邪赋》与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和蔡邕的《述行赋》，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体现了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作品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以及艺术上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
总之，汉政府在陇右所采取的筑城置郡、移民屯田等开发措施，不仅巩固了西北边疆，打通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丝绸之路，发展了陇右经济，同时，也促进了陇右文学的发展。汉代陇右文学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两汉之际流寓陇上的内地文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汉代陇右文学的内容，也带动了陇右本土文人的崛起。
二是陇右本土作家。他们主要成长于东汉，因而东汉也是陇右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论作家数量还是作品质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些作家的创作甚至具有开拓之功，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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