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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而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其主体都是教师。教师水平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虽然高校办学需要诸多条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真正决定办学水平的关键因素无疑在于教师。对此，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明确指出：“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教师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引用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因此，在抓办学水平过程中，必须把关键和重点放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打造一支高水平师资团队。
一、高水平师资队伍应该立足于外引还是内培?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上著名高校对人才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在中国，在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追求下，诸多高校花了很大精力把重点放在设置优厚条件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上。应该说，从实际情况看，外引方式确有一定效果，特别是引进国外学科带头人对改进师资队伍结构、跟踪国际学科前沿、提高办学质量等方面的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国内而言，其效果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应该基于整个国家的视野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高校来判断所谓效果。不能说国内高校之间人才的流动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但其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人才争夺战中的恶性竞争所引起的后果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对某一高校而言引入的“效果”就是流出单位的代价。从国家整体视野看，这只是一种人才的结构调整，人才总量并没有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宏观意义上的效果远远没有代价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此其一。第二，立足于外引的做法加剧了不同区位、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发展上的“马太效应”，不利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均衡发展。例如，作为中国西北惟一一所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兰州大学，虽是百年名校，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才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每年都有近30个教授、副教授调出，成为该大学非常痛心的事情，成为“没落的贵族”、“中国最受委屈的大学”。同样，地处欠发达地区的中国矿业大学，由于地域劣势，该校教师队伍的稳定特别是高水平教师的稳定面临这巨大的困难和沉重的压力。仅2000年至2002年3年中，共有107名教师外流，大大多于引进的数量，形成人才流动与引进之间严重的逆差。第三，单纯引进的做法可能使得引出单位不愿培养高端人才，而引入单位可能会忽视人才队伍建设，一味求助于人才引进的错误发展路径，从长远看使得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误入歧途。一个人博士毕业开始从教到成为较有成就的学科带头人，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这一时期对原单位讲可以说是“种树阶段”，是“成本中心”。可是到了“摘果阶段”，人才却远走高飞，实在是有悖于人才培养的初衷。在这种预期下，原单位就没有动力去培养高水平教师。而对引入单位来讲，把成长过程的成本留给别人，自己直接收获果实，成为“利润中心”，是多么“一本万利”的事情?在这种效应下，引入单位有足够的动力去“挖人”。事实上，“挖人”的作用和效应从“填表价值”上看是立竿见影的，但也很容易引发原有人才的种种不满，造成新的矛盾，使引进的人才难以融入团队，更难以领导团队，心情并不舒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才被引来引去，接连“跳槽”，甚至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原单位的极端现象。因此，立足于整体、根本和长远，有必要审视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模式，把重点放在内部培养上。
二、高等院校教师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性
古人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的“预”就是我们所说的规划、设计、计划等。在企业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早已成为职业的起点，而对高校来讲几乎还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如前所述，打造高水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关键在于内部培养，而内部培养和内部成长的前提就是进行教师职业生涯规划。2005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启动了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即教师的“乐业工程”。工商管理学院作为试点单位之一积极响应落实，当时64名专职教师全员参与了职业生涯设计工作。广大教师深有感触，青年教师感到一开始就思考职业规划问题，奋斗目标明确;而中老年教师更是认为，长期以来忽略了职业生涯规划，奋斗目标不明确，错过了职业生涯规划的黄金时期。但“亡羊补牢，尤未为晚”，所以在羡慕青年教师赶上了好机会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纷纷进行了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大效果。通过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试点工作，我们深深感到，规划还是不规划大不一样，而且是早规划早受益。通过前后对比，我们觉得高等院校进行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一)有助于避免教师职业发展的盲区和误区
长期以来，高校教师一直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如同中小学教师一样成了单纯的教书匠角色，对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不重视。即使在教学环节，也往往认识不全面，对好教师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教学形式、艺术甚至趣味、口才等低层面的认识上，而对传授内容的系统性、深入性、逻辑性、正确性、实践性往往不求甚解，更谈不上传授内容背后所体现的方法和思维。极端的情况是很多教师居然以讲课门数多、跨度大为自豪。应该说，类似种种做法严重违背专业化分工原则，严重违背高等教育规律，其后果是害人害己，从教师职业生涯角度理解，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前程。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盲区和误区，大力开展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扬长扶短，即发扬优势，克服不足，尤其克服科研和实践方面的不足，只有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好教师。
(二)有助于克服教师成长的个体性和低效性
很多人认为教师工作是个体性非常明显的工作，教师职业的发展完全在于个体创造性的劳动。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不管何种职业，成功的原因是一样的，而失败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幸”。组织的人文关怀和职业规划指导欠缺，个体对于自己的职业未来缺乏愿景和有效的努力路径，即使有成功的愿望，也往往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过去，多数教师从根本上还不能理性地知道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典型地体现在：(1)教学上，开设课程过多，“主业”不突出，甚至“无关多元化”，造成教师“门门通门门松”的状态，道理很简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人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分散了精力，势必影响核心优势的形成。(2)科研上，一来根本就没有科研意识，长期没有任何科研成果，二来即使重视科研成果，也往往是重数量而不重视质量，时至今日我们的很多教师在科研履历中仍强调科研成果总字数、发表数百篇论文、出版大全之类的著作等，而对论文本身的规范性、期刊级别、引用率、获奖、同行专家意见等毫无概念。(3)实践上，忽视实践经验的作用，体现在教师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对于理论上的最新进展和实践上的最新动态往往是一无所知，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有必要通过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将教师发展导入正确的轨道，避免盲目性和走弯路。
三、高等院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目标：三好教师
高等院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探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提出了“释放教师职业潜能，促进教师追求卓越教学，提升教师科研水平”的目标，应该说这一目标针对大多数学科专业而言无疑是先进的。但对于类似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之类的应用性学科而言，这一目标显然忽略了实践要素。对于真正的好教师而言，除了教学好、科研好之外，还必须实践好，因此，我们提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目标是让广大教师成为集教学好、科研好、实践好于一身的“三好教师”。
“三好”教师的目标与高等院校使命的三大要素的表述实质是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高等院校的使命既然在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与此对应，作为完成高等院校使命的主体的教师必须具备这三大条件。也就是说，所有大学都应该如此。对于应用型学科而言，这三大要求更为迫切更为明显。对教学而言，脱离了实践要求的教学属于“象牙塔教学”，是纸上谈兵;对科研而言，脱离了实践要求的科研属于“闭门造车”，内部循环。美国《商业周刊》在1986年3月24日发表了一份关于“执行官们如何评价商学院”的投票，在调查结果当中，86%的执行官认为“商学院向学生传授了许多管理知识，却并没有教给他们多少关于如何经营一个公司的知识”。面对这种高等教育脱离实践的现状，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管理大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在2004年出版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序言中写到：在教过15年的MBA课程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忍无可忍，要求我们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减少我的教学任务，并相应降低我的工资。这只是因为我发现，在我认识的管理实践和我认为意在培养管理者的课堂教学之间，存在这太多的脱节。我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许多年来，我问过世界各地的——尤其是美国的——同事、同行们对于教授传统的MBA学生有什么体会。我对那么多人与我心有同感感到惊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施马伦西(Richard Schmalensee )2006年在《商业周刊》撰文指出美国从50年代末期开始的管理教育改革，引导商学院注重学术研究，忽略管理实践的风气，这导致了近年来对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脱节的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管理学院需要鼓励有思想、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致力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这样，既能改善教学，又能提升管理实践。他批评现有的学术奖励体系，引导教师惟有通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专业研究论文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去奖励那些花大量时间对某一行业进行实地考察并研究其中问题的人。目前的学术聘用体系和奖励教授的方法不能吸引或鼓励那些以实践为导向的教授，而学院需要这样的教授使学院的研究和教学更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挑战。他认为商学院的研究工作必须主要以实际管理问题为导向;这样的研究应得到认可和尊敬，而不是会危及教授的学术生涯。2005年领导力大师、南加大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本尼斯(Warren .Bennis)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论文《商学院如何迷失了方向?》，认为过去几十年，一些顶尖商学院悄然无声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 他们仅靠科研成绩来衡量自己的作为，而放弃了提高学生的竞争力或加强教师对商业成功重要因素的理解;他们采用的“科学”模式包含抽象的财务和经济模型，统计多元回归以及实验心理学等;有少量研究成果是杰出的，但大多数成果与实践脱节，对商业从业者来说毫无价值;以教授们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作为为评价他们的重要指标，商学院聘用并提拔那些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者，只有那些能够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的学者被认为是明星教授，而那些在商界评论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文章的学者则很可能得不到终身教职。他提出商学院应鼓励并奖励那些能启发和解决今天的商业实践所面临的难题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商学院需要精通各个领域的教师，他们拥有商业实践需要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商学院必须改变其人事策略，包括聘用、提升、终身教职及其它学术奖励政策，商学院还必须形成自己的绩优标准。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2004年深刻认识到研究型大学中实践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实践教育，如何加强和改进实践教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