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中学小升初试卷,云霄七星山,贵妇膏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也是中国国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明清小说风气与美学意蕴比较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摘要:明清两代中国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小说相比于其他文学体裁,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变化,通过明清小说各自风气的考察,可以观察到明清两代美学意蕴的联系与区别。本文分别考察了明代和清代的美学风貌,指出:从美学意蕴上看,明清两代的小说风潮主要的区别有四个方面:娱人与抒愤、总括与独创、市俗与文雅、讲唱与阅读,明清两代各自的时代精神决定了它们内在不同的美学意蕴。
关键词:明清小说 美学 风气 情欲 忧患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也是中国国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中国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小说相比于其他文学体裁,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变化,同时,由于明清小说重要作品皆成于文人之手,从小说中也可以瞥见士大夫阶层的趣味变化。
一、情欲的旗帜――明代小说风气
明代的市民阶层继宋元之后不断壮大,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也在随之迅速增长。这个阶层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形象、可感、富有人情昧的文学艺术就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粮。在众多的文艺形式当中,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获得空前的发展。
1、世代累积的市民娱乐
明代通俗小说不同于之前供文人士大大欣赏的文言作品,通俗小说从语言形式、表述方法以及审美情趣各方面都与广大市民紧密相关,它从一开始就是市民文化的产物。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是起源于民间讲唱艺术的艺术形式。
在市民文化建构过程中,元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由于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杂剧是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第一次精神的遇合,从此民间创作与作家创作的结合成为市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双向流动的一种模式,使士大夫文化不断得到民间文化的滋养,市民文化也受到士大夫文化的熏陶得以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在元末明初诞生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巨著,在明代中期,又诞生了神魔小说巨著《西游记》。除上述三大名著外,当时流传的大量二、三流小说,如《东周列国志》、《杨家府演义》、《封神演义》等,都是这种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甚至包括在小说史上地位相当重要,被誉为第一部个人独创长篇小说的《金瓶梅》也留下了大量讲唱文学的痕迹。可见,明代小说创作的主流是世代累积性作品无疑,这种创作风潮,对明代小说的美学意蕴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2、《水浒》与《三国》的英雄谱
纵观明代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由高到低,由远及近的演化过程,所谓由高到低,就是由崇高到平凡,具体地说,即由塑造英雄转向描写平民;所谓由远至近,就是从遥远的古代转到眼前的当代,也即由转述历史变为描写现实,这个过程也就是市民小说逐步成熟壮大的过程。
《三国演义》可以称为明代小说的发端,它问世于元末明初,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同时,它也是一部古典式的英雄演义。这个发端使明代小说站到了一个崇高的起点上。作者罗贯中不仅要再现三国争雄的历史,给今人作个借鉴,更是要塑造一批心目中的英雄,表达高远的人生理想。自《三国演义》开始,通俗小说中的人物开始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英雄并不是下层平民,而是帝王将相,这就使得作品明显地带上了正统文化的色彩,与普通的市民拉开了距离。
长篇小说《水浒传》则塑造了另一类与之完全不同的平民英雄。《水浒传》描写的是官府恶霸和平民英雄的对立,因而具有明显的叛逆特。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说,《水浒传》的叛逆性质倒并不在啸聚梁山、累败官军,而是在作者对传统英雄观的颠覆,在他对平民精神、平民人格的讴歌。作者以梁山好汉为英豪就等于否定了帝王将相的统冶地位,为市民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是市民阶级的英雄谱。
3、平民神话《西游记》
《水浒传》以传奇形式写出了一批市井中的杰出英豪,其后的《西游记》则以神话的形式进一步歌颂了平民式的英雄。《水浒传》虽然是平民英雄的赞歌,但好歹还属于政冶性的小说,“替天行道”也是一个政治口号,而《西游记》则超越了政治,把英雄的奋斗人生化,审美化了。孙悟空下幽冥,上天界,搅乱瑶池,大闹天宫,并不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他真正追求的只是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是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生活.这恰是市民个性解放要求的一种折射。
一部《西游记》就是一段个人的自我奋斗史,就是人的解放和价值实现的追求史。吴承恩以乐观、自信、恢谐的态度对人的未来做了一次展望,小说充满了积极的人文主义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的诞生,标志着世代累积型作品开始由市民娱乐工具向文人心曲载体的过渡。
4、世情小说的情欲宣言
明代中叶以后,通俗小说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变,英雄人物隐退了,让位给普通的平民。于是以平凡为美、以市情为美便成为后期小说突出的审美特征。在这个时期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体的《金瓶梅》诞生了,它恰恰是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衍生而来的,其转化的轨迹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摹仿宋元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又称拟话本大量涌现,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将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小说创作的高度繁荣似乎证明,世情小说才是市民文学真正的主旋律,小说创作至此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明代后期的世情小说集中关注的是普通市民的命运,它包括人在追求过程中的遭遇和得失,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以及追求、遭遇、情感纠葛所体现出来的赤裸、真实的人性。命运、人情和人性构成了世情小说的中心内容。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的审美风尚是以华侈为美,其实华侈为美只是一种现象,乃呈现于生活外部的形式,明代的风尚、习俗还有其内部的时代内容和人性根源。世情小说恰恰对此作了明确而深刻的揭示,这就是”情欲”二字。市情小说将情欲当做烛照人生的一支火炬,它成为小说美学观点的一种表达。
二、忧患的文心――清代小说风气
小说在清代进入了它最后的辉煌。明代中叶以后的小说基本上还属于市民文化范畴,进入清代,随着复古大潮的兴起,随着文人作家的积极介入,雅俗两种质地的文化在这里实现了充分的交融。清代小说在开拓过程中还吸收了不同类型的多种艺术因素,其文化内蕴大大增加,审美品味大大提高,实际上它已成为清代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
1、俗极而雅的小说风潮
入清以后,专以总结反思明末史实为主,重点描写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党抗争、李自成起义,旨在对明亡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新历史小说,,针对性和批判性都很强,人们又称之为时事小说。它们体现了作者的文化意识和历史观。而《水浒后传》《说岳全传》这类小说,作为英雄传奇,借前代的人物故事,也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时代感受,跟前一类作品实属同一范畴。
另一大支是爱情类小说,它们的变化比较大,明代那种赤裸裸的、带有强烈欲念的市井之爱隐没了,代之以才子佳人式的风雅之爱。其代表作品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这些作品在主张婚姻自主、男女自由恋爱方面与明代的文化精神相一致,然而审美观却明显地超越了本能的性欲,向儒雅的方向转化。作品中说教的成份也不少,而且情节方面形成一种格式化,实际上它们只是文人自我意念的一种表达,借以抵挡凄清、冷寞的现实而已,这又反映出清代审美文化的复杂性。才子佳人型小说有明显借鉴传奇剧创作的地方,这说明小说借助戏曲形式向古典主义大潮正迅速靠拢,这种通俗型艺术实际上入清以后已经起了质的变化。
在白话小说发生转变的同时.文言小说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繁荣,这与整个复古的文化氛围是相一致的。这当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集历代创作之大成,攀登上了文言小说的顶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时代和自身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终于在此基础之上,伟大而不朽的作品诞生了,这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2、聊斋的幻幻真真
《聊斋志异》的艺术魅力不光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在于对美好人性的憧憬和向住。书中最令读者感兴趣的,莫过于那些美丽且富有人情味的女性形象,有意思的是,《聊斋》中这些散放着美的异彩的人物偏偏不是人类,而是狐妖、花仙或者鬼魂,她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她们属于异类。而书中生活在人间的那些男男女女们其实都很普通,这些人遵照生活原来的逻辑行事,因循世间的人伦物理,与读者周围的人物没什么两样。这一反一正的对比恰好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那就是现实人生实际上并不美,甚至还缺少人性。作者在妖、鬼身上,创造出动人的、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美的形象。
现实与幻想完美结合的诗化人生是聊斋全书所孜孜以求的美学境界。但作者清楚,这种境界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有的,美只能存在于虚幻之中。所以他的作品在理想的抒写中总是带有一痕感伤,“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寨间乎!”1《聊斋志异》实际上是冷寞现实的一面特殊的镜子,一种反衬。
3、《儒林外史》的人间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史冠名,而且煞有其事地从明成化末年写起,演至万历四十四年结束。其实这都是幌子,作者所写的恰是自己身处的雍正、乾隆时代,而他所关注的也不是明清的重大史实,而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灵魂。冠之以史者,实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吴敬梓重视的是人,在于八股制对文人造成的毒害,以及这种毒害怎样令文人迷失自我,成为废人、疯人、无德无行之人。这方面,《儒林外史》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吴敬梓的反思方式是塑造一批儒林人物,用这些丑陋的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批判精神,这也是作者的独特之处,它使作品获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功。《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几个正面形象,其中包括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杜少卿。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不参加科举,有的企图挽回世道人心,有的追求逍遥自适,但在无法替文人解脱厄运的情形下,作者最后把眼光投向了市井平民,或许他们才是未来社会的希望所在。反省至此,不亦悲乎!
4、悲凉遍布的《红楼梦》
稍后于《儒林外史》的《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一座高峰,也是名符其实的集大成之作。鲁迅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红楼梦》的打破传统其实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称《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从审美文化的大走向来看,这部伟大著作之所以获得如此空前的的成就,还应归功于作者所�取的彻底而全面的文化反思态度。
小说一开始就道明,作者“曾历过一番梦幻”,“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这些话乃是该书的本质所在。《红楼梦》在生活写实之上还罩了一层东西,这东西就是“梦幻”。梦幻是作者对生活的总体评价,它具有哲理意味,内涵很复杂,既是一种价值评判,又是一种审美体验。
小说中的梦幻世界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是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所谓梦幻乃指这个贵族之家的盛极而衰。变化无常,转眼成空,这是梦幻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乃指书中众多当事人的不清醒状态,他们不知道正是自己毁灭了这个家族。作者不是一般地感叹盛衰无常,他要展示这个世代簪缨的大家族怎么由盛入衰,自取灭亡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梦醒者,一个过来人,他要破译这一场梦幻,用以警醒世人。
第二个梦幻世界是情的世界。此情指男女爱欲之情,又不止于指爱欲之情。正如作者指出的“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情这东西最是虚幻不实。以飘渺无形的东西,去抵御那实实在在的世界,就像用梦幻反抗现实一样,结果只能是一场空。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大观园虽为理想的世界,却不是在天上,作者不是在画梅止渴,也不是凭空臆造。这一纯情的世界就是从那个肮脏的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是那个世界对自己的否定。梦幻是一种虚化的手段,但梦的设置恰恰表现了最深刻的现实,《红楼梦》写了两个世界,也反思了两个世界,作者的态度是悲观的,他是在为那两个世界唱挽歌。
三、明清小说风气与美学意蕴探析比较
由于明代小说是通俗小说发展的初步繁荣阶段,脱胎于讲唱文学的文体性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小说无法成为真正的文人独创作品,无论是艺术手段、情节素材、接受趣味,在这一时期都不能支持脱离说话文学而支撑一门独立的文学形态。因此,明代的小说家还不能摆脱讲唱文学的限制而完全自由的发挥其艺术天赋。同时,明代小说受众的文化水准也决定了这时的小说只能以娱乐大众为主要文学功能。而清代则与明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明代一个朝代的发展,社会对小说的接受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使得大量的文人学者加入到小说创作与欣赏队伍中来。受众与创作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必定会带来文学风潮的新变化。更重要的是,经过明代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大量在民间流传的故事素材都已经过了加工整理,已定型的故事再加工的余地也已经不大,这是世代累积型作品逐渐淡出文坛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经过明代小说家不懈的艺术实践,为清代作家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手法与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这成为清代文人独创小说成为主流的内在依据。
清代小说创作与接受群体文化水准的提高,就使得明代主要在市井勾栏,贩夫走卒间流传的通俗小说染上了文人雅化的色彩。此外,由于整个清代复古崇古风气极盛,也使小说逐渐变得典雅和更有文化气息。其结果是清代小说洗去了明代小说恣肆放荡的情欲艳彩,变得更加内敛、更加雅洁;但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明代小说那种火热的生命激情与鲜活的民间气息,变得更符合文人士大夫的欣赏口味。这种变化是基于历史和艺术自身发展逻辑的,很难以简单的得失加以评判。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结果就是:清代小说的流传广度与读者接受程度较之明代小说是下降了,范进中举、黛玉葬花等情节无论从流传范围还是接受人群都无法与三英战吕布、武松打虎、大闹天宫相提并论。与之相应的,清代小说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力度与深度,却又是明代小说所难以比拟的。这恐怕就是小说文化与审美品格提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前面对明代和清代小说的基本面貌做了简单的梳理,从美学意蕴上看,明清两代的小说风潮主要的区别有四个方面:从功能性上说,明代小说旨在娱人,而清代小说意在抒愤;从成书过程来说,明代小说多为总括(即所谓“世代累积”),而清代小说多为独创(文人个人创作);从审美取向而言,明代小说市井俗讲,清代小说则文人雅化;从传播途径来看,明代小说源自讲唱,始终与口头文学保持着联系,清代小说则以案头阅读为主,不再植根于市井讲唱。这四个方面,都与各自反映的的时代精神有关,明清两代各自的时代精神决定了它们内在不同的美学意蕴。
注释:
1 蒲松龄《聊斋自序》
2《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杜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 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2、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2月版
3、 董国炎:《明清小说思潮》,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
5、 张涵:《中华美学史》,西苑出版社1995年8月版
6、 罗筠筠:《残阳如血――华夏审美风尚史・明代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7、 樊美钧:《俗的滥觞――华夏审美风尚史・清代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