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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实用是全部生产活动的目的，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古代文学影响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与利用导致了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接受过程是自然的人文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过程。
关键词:农业文化 古代文学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的农业民族,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经开始了种植活动。早在夏代,人们对农业的依赖便已显露,到了商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之后,商民族开始真正定居,农业便取代游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周民族则是个从一开始便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的民族。从《诗•大雅•生民》等周民族史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以及对土地的依恋。在艰苦的条件下,周人发展了农业,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对农业更加重视,从此也形成了我国传统的重农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酝酿出我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胚芽。周人的重农精神不仅载于史册,如《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往归之。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而且还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使之代代相承。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也一直受着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的巨大影响,并形成了它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民族特色。
第一,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
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实用是全部生产活动的目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耕社会的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多少,以及产品是否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生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同时农业生产活动不同于游牧活动和商业活动,它是绝对要求务实的,从播种、耕耘到收获,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靠任何投机取巧,所谓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而游牧过程中一旦找到了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容易丰产,商业活动中一旦找准了投资市场,具有较好的商业技巧也容易获利,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机遇性。国以农为本,农业甚至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农业产品产量较稳定,是真正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绝对依附于土地,很少流动,使得社会结构稳定,因此农业为社会服务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提倡教化,主张创作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内容要充实而不虚妄,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要惩恶劝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是美丽的大自然,自然界的青山绿水,雾霭流云,莺歌燕舞,让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一种美的熏陶,激发出人类欣赏美的本能,进入充满诗性的艺术境界。
诚然,农业劳动毕竟是充满艰辛的,物质生活也是困窘的。然而人类的希望之心却是永不泯灭的,当劳动者将忧郁的眼光投向蓬勃生长的农作物时,便从自然事物中萌生出新一轮的希望,得到新的安慰与对痛苦现实的超越,对今后的人生又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幻想,所谓“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的,相互慰藉的,作品中也没有彻头彻尾让人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悲凉之景,正如歌德所说“中国人的思维、行动、感觉,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但又有不同之点,那就是在他们那里,自然外境总是和人物形象相联系,你总是听到金鱼在池子里的戏水声,鸟在枝头不断啼鸣,白天总是那样晴朗,夜色也总是那么皎洁”{1}。即使是在人物经历着悲剧命运或生命即将消失时,景物也是透过悲情最终可以看到淡淡的亮色,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满布”,处处透露出这个孤女的悲情气息,就在她死去的那夜也是“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然而作者让读者在看到这位红颜才女香消玉殒而感到绝望的同时,也看到她如同凤凰涅 般获得新生后的希望,“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将她接入仙界,从此远离了俗世情愁爱恨的纷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景物与人物即使是悲剧性质的也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上演而略带喜剧色彩落幕,体现出浓厚的浪漫气质和诗性精神。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明显受着农业文化的影响,就其创作动机而言,看似具有功利性与诗性的矛盾,实际上又可以统一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终极目的。只不过前者是着眼于人的外部生存,即社会性存在,在于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着眼于人的内部生存,在于建构一个近似完美的精神家园。
第二,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导致了文学风格上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
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人们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以此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农业生产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而这些皆非人力安排”,因此,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农业文化起源于对自然的仿效,是一种以顺从自然为前提,以自然为榜样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
“天人合一”中的“天”又可以衍生为两种意义:
首先是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由神来主宰。中国的神往往是以保护神、拯救神的面孔出现,如女娲,后羿,神农氏,伏羲氏,黄帝乃至于屈原笔下的众自然神,甚至是女鬼等等,都具有亲和力,充满温情与人性。而人则绝对依赖与服从神的意旨与安排,导致了在庙堂文学与祭祀文学中愉神娱人,人在服从与皈依中获得安慰与归属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经常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出现情景交融的意境,“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情感因自景物而萌生,反映自然界的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与西方古典文学中对大自然的理智剖析是完全不同的。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更新,形成了田园诗词、田园辞赋、田园散文等,而田园往往是以一种与作者当下困窘处境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给人提供暂时的心灵休憩之所。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与辞赋,再到唐代孟浩然、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一直到宋代范成大的农家诗,辛弃疾的农家诗、农村词,都能从中感受到农村、田园给人带来的闲适与松弛。
其次是命运之天,即人的命运的主宰或推动力量。钱穆先生认为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内不足”,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与扩张,……其对自然则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他们有特殊的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如是刺激逐步增强,财富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记,则变为符号”{4}。其贪婪扩张心态更加膨胀,这种欲念主宰着他们必然承受着不断去争夺、去战斗,并因此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悲惨命运。而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收成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在中国人的认识世界里,冥冥之中似乎有命运在主宰着人,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贫、富、穷、达。于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挑战,遭受挫折,忍受不公时便“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顺应命运的安排而不再做无谓的抗争与牺牲,更冲淡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感。这些反映在文学中便形成一种中和冲淡的风格。要求创作要雅正无邪,要文质彬彬,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主文而谲谏”,婉而多讽,要有所节制与保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总而言之,文学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人处于身心完全投入自然中的状态,二者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混同为一,而中和之美的造就则要求人的情感抒发有所保留与节制,在释放与宣泄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性存在物。天人境界与中和之美看似矛盾却又统一于与自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人既在大自然中找到永恒的皈依,获得归属感,又不会在对自然的沉醉中丧失个性,泯灭自我。
第三,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首先是时间的静与动的矛盾统一。
农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表现为与外部世界惊心动魄的斗争,而是着意于追求与天地万物的亲近和谐,这就要求能对大自然的生命节奏进行自觉地认同,需要“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根据日月星辰的出没,季节时令的变化,草木虫鱼的活动,“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5}。因而日月星辰季节时令草木虫鱼都可以暗示时间的变迁。这很好地体现在《红楼梦》第七回薛宝钗的“冷香丸”的制作中: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最难得的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样的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一天的天落水十二钱,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样的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下……”药方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把所有药料采集齐,恐怕也要耗上三五年,单从文面上是几乎觉察不出时间的变化的。可见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独特反映,也是任何西方小说都表现不出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活模式年年重复,亘古不变,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流逝极易忽略。生活模式与外在物象的重复从视觉上直观感受时间似乎是静止的,然而客观上时间是不断流逝的。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用看似“静”的物象来反映流逝的时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而利用景物不变而人事已非来表现生命的悲情色彩。时间中的自然悲剧意识着重表现为由落花落叶而引起的伤春悲秋,落花落叶提醒人们个体生命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质,而花叶能年年更新,人事却一去不返,两相对照,悲情油然而生。甚至还可以通过花月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对比使时间意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思维从有限领域进入到无限领域。如刘希夷的“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其次是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农业居民的生活空间虽然是广阔的大陆,但是实际的生活圈子却相对狭小。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庭园为活动场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6}。与游牧、商业民族相比,他们的空间具有封闭性。然而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本能又驱使他们渴望突破封闭自守,开阔眼界。中国古代文学受其影响,在空间处理时也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庭园是人物主要的活动场所,往往通过个体家庭的兴衰来折射整个社会盛衰。从《诗经》中的许多思妇怀人诗,如《伯兮》《君子于役》等,到汉代的《孔雀东南飞》等,再到唐传奇《莺莺传》《长恨歌传》等,元明戏剧《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牡丹亭》等等,其中人物基本都活动于庭园中,而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不用说了,无一能够突破“才子佳人相遇后花园”的模式。甚至连我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也可以视为典型的“庭园小说”{7}。显而易见,庭园与西方文学中的广阔无边的大海、大森林,一望无垠的大农场、大庄园等相比,空间是封闭的。为了突破这种封闭性,开阔视野,古代文学中多有“登高望远”情景出现。通过登山、登楼,站在一个制高点眺望远处,实现空间的开放性。从先秦荀子《劝学》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到魏晋时期王粲登楼怀乡而作的《登楼赋》,到唐代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再到宋代欧阳修“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柳永“想佳人、妆楼 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等都是很好的明证。“登高望远”是从垂直方向去扩展视野,而以“园墙为隔”对多个场面进行同时描写,则是从水平方向扩大文学所反映的空间视野。以“园墙为隔”,将墙里墙外同时进行着的不同人物的活动一齐记录下来,使得文学内容更丰富,同时让读者在接受时更觉立体感,可以发挥无穷的想象,以致“物有隔而心不隔”。如苏东坡“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李清照“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叶绍翁“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等。墙里墙外,一喜一忧,迥然有别,然而让读者身临其境,一目了然。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创作动机上教化说与自然说并行不悖,在审美风格上天人合一与中和之美互为补充,在时间、空间处理上静与动、封闭与开放矛盾统一,都留下了传统农业文化的影子,人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可以说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接受过程是自然的人文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伍蠡莆:《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第468页,第469页。
[2][4][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第3页,第3页。
[3]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詹 《文心雕龙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8月版,第1728页。
[5]王安石:《诗义钩沉》,中华书局,1982年9月版,第97页。
[7] 张世君:《〈红楼梦〉的庭园结构与文化意识》,《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