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隆的绯闻,六道至神txt下载,化工原材料
引导语：经过几轮银行业改革，政府对银行的持股比例有了显著的下降。然而，纵观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政府仍然对银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控制力。以下是xzlunwen的小编为大家找到的浅析银行治理结构与信贷资源配置。希望能帮助大家!
【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意图和控制能力的差异，并讨论了这些差异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借款合同为样本，研究了三类银行在贷款定价过程中如何看待企业的所有制和违约风险。研究发现，五大行与城商行都会给国有企业显著更低的利率，在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也不会去关注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与此相对照，上市股份制银行给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虽然上市股份制银行同样不关注国企的负债率，但对于国企的盈利能力的要求明显更严格。对于非国有企业，三类银行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市场化程度。
【关键词】银行治理结构 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创业板 市场化
一、引言
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是保证银行能做出市场化决策的基础。而在银行治理的体系中，所有权结构作为银行控制权分配依据，起着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当下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孙世重(2013)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始终是所有权对经营权的治理，股东作为治理结构最终的制度决定者，在企业的决策制定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承担经营不善的责任。谢平(2008)表示，只有彻底改革我国银行业的产权制度，国有银行才能彻底摆脱政府的控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经过几轮银行业改革，政府对银行的持股比例有了显著的下降。然而，纵观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政府仍然对银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控制力。中央政府通过汇金公司或者财政部持股的方式，绝对控制了工、农、中、建、交五大国家级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专司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的公司法人集中持有国有股份或者地方财政部门直接持股等方式，主导着我国中小银行(尤其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孙世重，2013)。从政府控制银行的动机和能力出发，中央政府绝对控制的五大国家级商业银行、国有法人或各级政府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三类银行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贷款行为特征。
本文试图从政府股东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三类银行的动机和能力差异，并利用手工搜集的贷款合同数据，讨论这些差异对于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控制了哪类银行，其控制动机和能力有何不同。第二，三类银行在贷款定价时分别如何评价企业的风险，是否存在所有制歧视。
二、政府控制与信贷资源配置
(一)五大行与城商行
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是否是有效率的?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银行的持股有利于银行风险的控制，同时能够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有利于银行业的整体发展(Andrianova等，2008)。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会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要深入分析这种影响，首先必须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持股动机上的差异。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控制银行的动机往往出于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等社会目的。借助这五家银行雄厚的资本实力，国家可以向那些在经济上低效率、但具有重要政治或社会意义的项目进行融资，这是导致国有银行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李波，2009)。另外，由于这五家银行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可以享受到中央政府强力的支持和担保。这种政府的扶持在降低了银行破产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其提高盈利效率的激励(Berger等，2009)。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参股控制城市商业银行的动机则出于财政激励和官员政治晋升两方面。首先，在分税制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要上缴中央，在缺乏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情况下，其自身却要承担大部分的公共事务支出。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企业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谭劲松等，2010)。加强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不仅能保证地方政府重要资金来源的稳定，同时也能为辖区内重要项目或相关联的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扩大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其次，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出于自身政治晋升的考虑，尽可能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提升地方GDP、就业率等衡量政绩的指标(周黎安，2007)。钱先航等(2011)的研究指出，地方官员在面临晋升压力时，城商行会扩张中长期的贷款，以支持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帮助实现良好的政绩。
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出于何种动机控股银行，作为结果，政府控股的银行都会有根据企业的所有权性质配置信贷资源的倾向。无论在贷款额度和贷款条件上，国有企业都处于更优越的位置。这一现象被称为信贷配置的“所有制歧视”。尽管有证据表明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吴军等，2009)，但是这些企业仍然可以依托与政府的关系，而非自身的效率，从国有商业银行拿到更多更优惠信贷资源，以及更长的债务期限(江伟等，2006;余明桂等，2008;Firth等，2009)。戴静等(2013)发现金融所有制歧视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抑制了地区的创新产出。王珏等(2015)指出，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损害了信贷配置效率，尤其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信贷价格对企业效益变化的敏感度。即使一家理性的银行在贷款定价时考虑了企业的风险，企业的“政治联系”依然会被认为是政府的“隐性担保”，使银行产生其违约概率低的预期，这类企业依然会更可能获得优惠的贷款(Houston等，2014)。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五大行与城商行都会给国有企业更优惠的利率，并且对国企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关注较少。
(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与五大行与城商行相对照，我国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效率更高、经营也更为谨慎。Jia(2009)发现股份制银行从总体上而言比国有银行经营更加谨慎，而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银行的谨慎性也有所提高，放贷行为也趋于理性。龚柳元等(2012)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从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从股份制银行贷款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固定资产比率和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这意味着股份制银行相对更注重风险的控制，也更为重视企业的偿债能力。
造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表现更好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
第一，中小股份制银行在建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在于增加银行间的竞争，从而催化国有银行的改革(龚柳元等，2012)。因此，相对于规模庞大、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五大银行，以及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的城市商业银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上市中小股份制银行的控制意愿并不强烈。因此，这一类银行往往能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配置信贷资源。
第二，股份制银行的股权要分散的多。政府不仅持股比例更低，而且往往选择通过一家或若干家国有企业实现对银行的控制，而非政府部门直接持股。股权的多元化意味着一定的权力制衡，控制链条更长则意味着控制力度削弱。政府对银行的干预需要付出更多的与各股东协调的成本，这增加了政府控制银行经营行为的难度，有助于银行独立经营。
第三，上市对于银行治理的提升有着明显的效果。上市银行将面临流通股股东“用脚投票”的压力、对于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约束、以及更强的来自社会公众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使银行经理人注意约束自身的行为，并更为关注银行资产的质量和安全性。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确定贷款利率时会更注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违约风险，而并不会偏向某一种所有制的企业。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模型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企业借款合同，数据手工搜集自2004～201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年报。在剔除了外币贷款、委托贷款、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后，样本中共有3572笔披露完整的借款合同。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了防止极端值对结论的影响，主要变量均剔除了99%分位以上和1%分位以下的数据。
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而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信贷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银行对贷款的定价是否市场化。合同利率应该是与借款企业的风险相匹配的，并且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利率与风险的相关度就越高。为了考察三种类型的银行如何看待企业的国有性质和财务风险，本文构造了以下模型：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Float的构建参照了郝项超(2013)的做法，表示合同利率相对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浮动的百分比。这种做法最大化地减少了由于宏观环境和贷款期限的变化对利率的影响。
Type是代表银行类型的一组虚拟变量。根据本文的逻辑，银行被分为五大国家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
Firm变量首先描述了借款企业的所有权性质(Ownership)。其次，参照了Graham等(2008)和Francis等(2012)的模型，本文选取了四个对贷款利率有直接影响的企业财务指标，分别考察了贷款企业的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和资产规模(SIZE)。如果银行按市场化的方式配置信贷资源，贷款利率应该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关系不大，与盈利能力(ROA)负相关，与资产负债率(LEV)正相关，与固定资产比率(PPE_TA)负相关，与资产规模(SIZE)负相关。
Type×Firm的交互项衡量了三种类型的银行对企业特征的看法，这也是本文最为关注的一组变量。如果与预期一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应该是三类银行中贷款定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而五大行和城商行则会不同程度的偏向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风险也不会敏感。
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参照Francis等(2012)的做法，控制了贷款金额(Amount)和贷款期限(Maturity)对利率的影响。同时，模型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业(Ind)。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全样本和分组的描述性统计。从全样本看，Float的均值接近于零，单笔平均贷款金额约2800万元，平均合同期限约24.6个月。分类看，就贷款合同的特征而言，五大行相对给出的利率最低、金额最高、期限最长。就借款企业特征而言，从股份制银行借款的公司有着较高的ROA和较低的LEV，显示出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的风险较低。另外，企业的规模与银行的规模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五大行的客户资产规模最大，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居中，而城商行相对最小。
(二)回归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Ownership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从总体上而言，国有企业拿到的利率更低;其次，ROA和企业规模与利率显著负相关，而负债率与利率正相关，表明我国银行业还是会根据企业的风险来确定利率;最后，固定资产比例越高，银行给的利率越高。这与通常认为的银行会把固定资产比重当作担保的观点不符。
回归2到6加入了交互项，分别考察了三类银行对待企业特征的看法，其中五大行和城商行均与股份制银行作对比。通过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到：第一，Type1×own与Type3×ow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五大行和城商行相较上市股份制银行而言，都会给国有企业明显更低的利率。同时，Ownership的系数不显著，表明股份制银行在确定利率时并不关注企业是否为国有，这个结论与预期相符。第二，回归3中ROA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全国股份制银行会根据企业的盈利能力设定贷款利率，配置较为市场化;两个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五大行与城商行相对股份制银行会不同程度地将更低的利率给盈利能力欠佳的企业，其中五大行更为明显。第三，三类银行对负债率的看法一致，都会给高负债企业以更高的利率。第四，三者在确定利率时都偏好大型的企业，其中五大行相对其他两类银行更看重企业的规模。第五，固定资产比例越高，三类银行都会给更高的利率，银行之间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代表银行并没有把固定资产当作借款的抵押或担保。相反，固定资产比重大被认为是企业有更大的经营风险的标志。
五大行和城商行因受到政府影响而更偏好国有企业，对企业的盈利水平也更不敏感。全国股份制银行对信贷资源的配置相对更为市场化，利率水平和企业风险的相关度更高。
进一步的，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考察三类银行在设定贷款合同时，如何分别看待这两组企业的财务状况。
2.国有企业组回归结果。
从表4的回归1中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Type1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五大行给了国有企业相对更低的利率。第二，ROA与LEV的系数均不显著，而企业规模与利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从总体而言银行并不关注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负债率，但是会给规模大的国企更低的利率。第三，国有企业的合同金额越高，利率越低。
回归2到5考察了三类银行对国企财务指标的看法。从盈利能力来看，全国股份制银行对国企的ROA有一定要求，而五大行与城商行则会把更优惠的利率给盈利能力弱的国有企业。这表明，各级政府确实可以通过干预所控制银行的贷款决策来帮助国企融资。从偿债能力来看，三类银行在确定利率时都对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不敏感，并且银行间差异不显著。这种现象验证了前文关于政府“隐性担保”的观点：企业的政治联系和政府可能的担保使银行产生了其违约风险低的预期，因此银行并不会过多关注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最后，三类银行对国企规模的偏好有所不同。五大行会将低利率给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城商行则更偏向小型的地区国企，上市股份制银行对国企规模不敏感。
3.非国有企业组回归结果。
三类银行在贷款给非国有企业的时候普遍非常看重其盈利能力和财务风险，三类银行中除了股份制银行相对偏向小型非国有企业之外(回归4)，对于企业其他财务指标的看法也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明显区别于国企组的回归结果。
在表4与表5的对比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国企在银行融资的过程中明显占有更优越的位置。首先，三类银行在确定合同利率时对国企的偿债能力几乎没有任何的要求，五大行与城商行甚至不在乎国企的盈利能力。与此相对照，它们对非国有企业的要求明显更为严格。其次，从合同金额和期限与利率的关系中也能发现，国企借款金额越高，银行给的利率越低;而非国有企业的贷款金额和期限显著地与利率正相关。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能更廉价地获得更多、期限更长的信贷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固定资产比例与贷款利率正向的关系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组，而在国企组中不显著。这从侧面印证了银行将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与经营风险联系在一起的猜想。
五、总结
本文研究了五大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之间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并讨论了这种差异对贷款决策的影响。进一步的，本文以2004年至201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借款合同为样本，研究了三类银行在贷款定价过程中如何看待企业的产权性质和违约风险。研究表明，五大行与城商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政府的影响。在企业风险相同的条件下，五大行与城商行会给国有企业显著更低的利率。并且，这两类银行在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也不会去关注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与此相对照的是，上市股份制银行给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虽然上市股份制银行同样不关注国企的负债率，但对于其盈利能力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两类银行。对于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三类银行都会严格考量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规模等指标，显示出了非常高的市场化程度。
经过最近一轮针对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我国银行普遍模仿西方发达的模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公司治理体系。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一套体系仍然“形似”而“神非”。在各级政府实际控制着我国银行业的背景下，银行的经营很难摆脱来自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如何深化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如何从体制上进一步弱化和制衡政府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这将是推动我国银行业市场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戴静，张建华.金融所有制歧视、所有制结构与创新产出——来自中国地区工业部门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3(5)：96-98.
[2]龚柳元，毛道维.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特征差异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借款数据[J].经济问题，2012(5)：126-129.
[3]郝项超.商业银行所有权改革对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J].金融研究，2013(4)： 43-56.
[4]江伟，李斌.制度环境、国有产权与银行差别贷款[J].金融研究，2006(11)：116-126.
[5]李波，单漫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与管理层激励——多项任务委托代理、经理人市场和优先股[J].金融研究，2009(10)：57-67.
[6]钱先航，曹廷求，李维安.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经济研究，2011(12)：72-85.
[7]孙世重.银行公司治理的中国式问题：反思与启示[J].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论文，2013(3).
[8]谭劲松，陈艳艳，谭燕.地方上市公司数量、经济影响力与企业长期借款——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10(1)：31-51.
[9]谭劲松，简宇寅，陈颖.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数据为例[J].管理世界，2012(7)：29-43.
[10]王珏，骆力前，郭琦.地方政府干预是否损害信贷配置效率?[J].金融研究，2015(4)：99-114.
[11]吴军，白云霞.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来自1999～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9(10)：179-192.
[12]谢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三十年[J].今日财富(金融版)，2008(10)：9-12.
[13]余明桂，潘红波.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J].金融研究，2008 (9)：1-22.
[1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15]Andrianova,S.,Demetriades,P.and Shortland,A.,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institutions,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5,2008,pp.218-252.
[16]Berger,A.N.,Hasan,I.and Zhou,M.,“Bank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in China:What will happen in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3,2009,pp.113-130.
[17]Firth,M.,Lin,C.,Liu,P.et al,“Inside the black box:Bank credit alloc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3,2009,pp.1144-1155.
[18]Houston,J.F.,Jiang,L.,Lin,C.et al,“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cost of bank loa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52,2014,pp.193-243.
[19]Jia,C.,“The effect of ownership on the prudential behavior of banks–The case of China,”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3,2009,pp.77-87.
[20]Graham,J.R.,Li,S.,and Qiu,J.,“Corporate misreporting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88,2008,pp.44-61.
[21]Francis,B.,Hasan,I.,Koetter,M.et al,“Corporate boards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Vol.35,2012,pp.521-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