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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集》作者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二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1923年参加浅草社，1925年参与组织沉钟社。1930年去德国攻读文学和哲学。五年后回国，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附中。抗日战争中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系主任。1964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本书具时代特征和风格，值得一阅。
摘 要： 作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凭借其20年代浪漫主义抒情诗歌蜚声文坛。1941年，他运用十四行体的形式写出了二十七首诗，结集为《十四行集》。这部诗集与其之前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诗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生存观念等均显示出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的深刻影响，《十四行集》也因饱含“存在之思”而成为当时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关键词： 冯至 《十四行集》 克尔凯郭尔 雅斯贝斯
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凭借其20年代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歌蜚声文坛，之后却经历十年沉寂，鲜有创作。直至1941年，他运用十四行体的形式写出了二十七首诗，结集为《十四行集》，这本被朱自清先生评价为“于日常境界里体味出精微哲理”的诗集，展现了沉潜十年后的冯至对于生命的体认和对于生存的独特理解，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对冯至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冯至的创造性转化。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冯至的关联上，而较少深入到论述冯至喜爱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们与他的精神联系，因此笔者试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寻求与应答
冯至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昨日之歌》，歌唱爱情和友谊，风格深沉含蓄、忧郁感伤，这可以看作是他的“青春之歌”。接着，大学毕业的冯至远赴哈尔滨第一中学教书，步入这座北方都市，他看到的却是聚集了“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的畸形城市，听到的都是“病的声音”，挥之不去的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因而在1928年初创作完成的长诗《北游》中，他的“情怀已经不似旧时”，曾经空洞而浪漫的幻想一个个破灭，现实的本来面目赤裸地摆在眼前，迫使着他去重新思考人生，寻找人生的意义。
解志熙先生曾指出：“对冯至来说，《北游》既是结束又是开始——结束了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而开启了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1]在宁静而阴暗的夜里，冯至仰望星空，思索着“什么是我们的实在”，什么是“正当的死生”，追问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但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提供给冯至的精神资源并不足以解答他的困惑，儒家的道德意识、政治理想、君子人格，道家的逍遥自在、物我两忘、清静无为，根本无法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无法排解由于意义缺失而造成的人内心的焦灼感。冯至曾坦言：“写出五百行长诗《北游》。此后，我虽然继续写诗，尽管语言和技巧更熟练了一些，但写着写着，怎么也写不出新的境界，无论在精神上或创作上都陷入危机。我认识到，自己的根底是单薄的，对人世的了解是浮浅的，到了30年代开始后，我几乎停止了诗的写作。”[2]冯至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上或创作上都陷入危机”指的就是由于本土文化终极价值的缺失带给他的难以超越的精神困境，以及其作为现代人的存在危机和精神苦闷。
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留学的五年期间，冯至曾聆听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以极大的热情阅读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论著文章，深受这些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影响。另外，冯至倾心于富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坦言里尔克的许多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对他像是对症下药，给他以极大的帮助。细读《十四行集》，可以发现正是这些西方哲人的思想观念照亮了冯至的精神世界，让他对个体生存、生命意义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反思，而诗与哲学相融的《十四行集》也“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具备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那种形而上的品格”。
二、作为“孤独个体”的生存态度——“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
对于“孤独”的体验，冯至再熟悉不过，《昨日之歌》里有许多抒写青年人孤单寂寞心情的诗篇。《十四行集》中，冯至同样书写孤独和寂寞，但此时的“孤独寂寞”已大不同于往日。比如《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一首：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生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暴雨之夜，小小的茅屋内，所有的一切都与人疏远着，人又何尝不像是“风雨中的飞鸟”，好像“随时都管领太空”，但又随时“感到一无所有”。这里的“孤独寂寞”再不是忧郁唯美的浪漫抒情，而是一个现代人对自身的孤独和无由庇护性的清醒认知，是对个体存在处境的深刻思索。诗人在此想要表达的是个体存在的孤独寂寞和生命存在的虚无体验，而这也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等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根本情绪。
明确了个人的生存处境是孤独的，冯至并没有继续沉溺于存在的虚无，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引领下，强调在孤独的生命状态中，人必须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承担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从而获得一种真实的存在。所谓“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苦笑，而在于怎样能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冯至曾讲到：“其实我是最不哲学的人，我的思想不大逻辑。哲学家有两类，一类是自己创造出一套哲学体系，另一类是对生命有深刻的体验，只是诚实地写出个人的感受，前者如康德、黑格尔，后者如基尔克郭尔、尼采等。那种自成体系的哲学，文字比较艰深，我不大去读，但像基尔克郭尔、尼采，文章写得非常深刻，文字生动十分感人，我读他们的著作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应该是孤独的个人，也即“孤独个体”。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而其他的物只是存在着。每个人都应肯定自己的存在，自觉自己的存在，积极主动地参与人生的全过程，而不是随波逐流地附庸他人生活。另外，克尔凯郭尔特别强调“个体”与“公众”的差别：“公众把一切的‘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整体是最靠不住的，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它们能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却都没有。”克尔凯郭尔如此强调“孤独个体”，就是希望每个人能独立担当起自己的生存，不推卸任何责任。
回到冯至的《十四行集》来看，他把克尔凯郭尔主张人们应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负担起各种生活问题的思想渗透进了诗句中。比如《十四行集》的第四首诗：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
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孤负了一个名称;
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不孤负高贵和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小小的鼠曲草，原本毫不稀奇，但在冯至看来，却是那“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在这里，鼠曲草象征着独立、坚韧、承担的生存态度。鼠曲草虽小，却也“不曾孤负了一个名称”，谦虚而坚强地生存，更“不孤负高贵和洁白”，鄙弃一切的浮夸，孑然一身担当起一个大的宇宙。人也应像鼠曲草一样，背负起各自的责任，坚强独立，不随波逐流，默默成就自己的死生，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
三、作为个体的存在方式——“关联”与“分担”
细读《十四行集》，可以发现这二十七首诗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整体，诗人既主张作为“孤独个人”应独立承担自身的生存问题，同时也肯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希望人们相互分担各自的生命，而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冯至对雅斯贝斯“交往”理论的吸收与转化。
著名汉学家马力安·高利克总结过：“从冯至的作品中，很难看出雅斯贝斯哲学里存在主义原则影响他到什么程度，但在个人遭到分裂和疏远的那个时期，在有关沟通这个主要问题的解决上，冯至与存在主义有着明确的一致性。”[3]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来看《十四行集》里的第五首诗：
我永久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像一座水上的桥;
当你向我笑一笑，
便像是对面岛上
忽然开了一扇楼窗。
等到了夜深静悄，
只看见窗而关闭，
桥上也敛了人迹。
冯至曾两次游历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对这座城市非常亲切。他在诗中将威尼斯作为一个人类世界的象征，一座座小岛就像一个个寂寞的个体，小桥和楼窗的连接就像是人们之间的牵手、微笑，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诗人想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要多多沟通交流，而不是隔绝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再比如《十四行集》里的第七首诗，同样是寄希望于人们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分担各自的生命：
和暖的阳光内，
我们来到郊外，
像不同的海水
融成一片大海。
有同样的警醒
在我们的心头，
是同样的运命
在我们的肩头。
共同有一个神
他为我们担心：
等到危险过去，
那分歧的街衢
又把我们吸回，
海水分为河水。
1940年10月，身处抗战大后方的昆明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因此当听到警报拉响，城里的人就会往城外跑，以躲避空袭。这首诗写的就是人们为躲避空袭，逃往郊外的场景。
大概是相同的环境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跑警报的人们竟然“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不同寂寞的个体因为担负着同样的“警醒”和“运命”而联系了起来。可是危险过去，海水又会分成河水，人们之间的距离会再次出现，每个人又成为了单独的个体。显然冯至不愿人们恢复到漠不关心、互不关情的状态，他期待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分担，而“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
前文在论证冯至与克尔凯郭尔的关联时，我们论证过“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苦笑，而在于怎样能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表面看来，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为人的可贵”究竟是要“担当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分担人们的苦乐”呢?要解答这个疑问，就需要我们追溯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
雅斯贝斯所谓的“交往”，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而是生存交往，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之间的交往。在雅斯贝斯看来，人在本质上是关联着其他生存的，所以个人不能依靠其本身而成为人，“自我存在”只有与另一个“自我存在”交往时才是实在的。因此，生存交往的最终目的不是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交往者最终达成某种共识，而是交流者最终各自成为自己。需要注意的是，雅斯贝斯虽然主张交往，但并不要求取消孤独，他曾说：“不进入交流我就不能成为自己，不孤独我就不能进入交流。”所以单从表面上看，雅斯贝斯的个体的交往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的孤独是截然相反的，但实际上是雅斯贝斯对克尔凯郭尔的一种继承和沿袭，因为他在阐述交往时，首先确认了个体的孤独。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雅斯贝斯所谓的“交往”就是一种寓孤独于交往的“爱的斗争”，一场争取自我的生存的斗争。所以冯至既强调人作为“孤独个体”，要担当自己的痛苦和生存，同时也要与他人多多沟通交流，分担同时同地人们的苦乐，从而获得个体生命的充实和扩大。这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是统一的。
另外，如果说这种对他人的关怀和承担也潜隐着中国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的群体本位观念，强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融洽，也是能说得通的，毕竟民族生死存亡在攸关的战争时期，冯至不可能不顾及到民族大义。所以《十四行集》虽然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体本位取向，但并没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没有发展到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冲突。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的影响渗透，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给予他的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从冯至在以上两方面的富有现实感的处理上，也显示出了他对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存在主义思想的创造性改造和转化。
综上所述，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展现的对于个体生存态度的关注极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王家新曾评价它：“在一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十四行集》也因此区别于同时代的“血与火之歌”，成为了40年代诗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编.冯至作品新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4.
[2]冯至.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见《冯至全集》(第五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2.
[3][捷克]马力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4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