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交叉点,元千岁,2013年1月里番
摘 要：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独创了“新儒学”体系。“天人三策”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奠基之作，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天人三策"提出的时代和社??背景，梳理解读这一思想在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核心内涵，从而可以现代管理的视角予以积极借鉴，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管理方式提高效率；以人为本，德法结合推动管理有序运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适应一体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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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天人三策； 天人感应； 古今之道； 大一统； 管理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2.011
Abstract： Dong Zhongshu is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He is the founder of “new Confucianism” system. The “three Question-Answer Exchanges about Heaven and Human” （Tian-ren San Ce）， the core of his Confucianism system，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paying supreme tribute to Confucianism while banning all other school of thought”and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mperor Wudi's centralized rul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Dong's living time and discusses his outloo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n his ideology，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for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and his views of social order and disorder.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revelation of Dong's ideology on modern management so as to promote management efficienc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national unity.
Key words： Tian-ren San C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law for the ancient and modern； unity； management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又称为《举贤良对策》，是以与汉武帝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提出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武帝的专制统治以及施政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董仲舒与“天人三策”提出的社会背景
董仲舒，字宽夫，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是西汉广川董故庄人，即现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1]董仲舒幼时家境富有，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中有大量书籍，是他的思想自成一家的物质条件。董仲舒出生于文景盛世，出仕于汉武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富裕的生活为他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客观环境基础。董仲舒的一生包括求学出仕、讲述思想、撰写书籍三大阶段，他用自己的儒学影响着西汉社会，晚年通过修学著述来传承他毕生所学和他的思想精华，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系统介绍，其中也包含了他具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管理、社会涵义的“天人三策”的思想主张。
汉朝的建立结束了秦末割据战乱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的大一统。由于经过秦朝君王的暴政、秦末的农民起义以及连年的征战使得民不聊生，对外面对强大的匈奴的威胁无力再战。当时的匈奴是统一之后的游牧民族，是其最强盛的时候，虽然汉朝无力对战，但匈奴也不可能南下吞并整个中原，所以汉高祖实行和亲政策争取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达到了“文景盛世”的局面，短短六十年间至汉武帝继位时国家繁荣强盛，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击败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汉武帝执政后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汉初实行的无为之治已经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新政策的实施以及之后的专制统治需要新的指导思想的支持，由此，汉武帝就当时的困惑提出三个问题。董仲舒根据汉武帝的三个问题提出这三篇对策，三个问题分别是：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他的三个对策正好符合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个对策分别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立太学，以德治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时期也就成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汉初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高祖尊重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的发展，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汉初至武帝执政的六十年间“无为而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孟儒家主张以德治国的有为而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仁政”，“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汉武帝继位后国内一片繁荣，但外患十分严重，此时匈奴实力比较强，已经完成了游牧民族的统一，鼎盛时期可直下长安。这时汉武帝对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进行反思，他认为此时汉朝国力强盛，不该再以和亲来缓解和匈奴之间的战争，所以他需要在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这两种治国思想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董仲舒的思想正好是他实行新政策的契机，为自己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找到了理论基础。 二、“天人三策”之三问三答的思想内涵
（一）天人关系――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对天人关系的回答，董仲舒主要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来作答，辅之以具有贪仁二气的人性论。
1. “人副天数”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源于儒家经典《春秋》。天既然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人当然也不在其外。[2]董仲舒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天创造的，人也不例外，人也是天创造的，人和天是相似的，所以人是天的副本，人和天是可以互相感应的。由此可知，董子对“人副天数”的论述是其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和人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的，君主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使皇权神圣化、合理化人民必须臣服于皇帝；另一方面，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中又掺杂着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主张君主实行仁政，在思想层面约束君主的权利，如果君主实行暴政，不为百姓着想，上天就会发怒降下灾难；天人感应思想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
2. “性三品”的人性学说
董仲舒是性三品思想的开创者，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3]董仲舒的“圣人之性”超乎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神性的。神性和封建社会各阶级的人性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层次上的，更进一步来说神性是所有地主阶级的人性的高层次的阶段，是最理想的，或者说这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人性，而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圣人之性”的阶级实质。正是因为这种被纯化了的圣人之性，它只需要按照自己发挥出来的就是善，所以“圣人之性”是一种过善之性，所以说“圣人之性不能名性”。董仲舒的所谓“中民之性”，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人性，而是表示人性的品级的介于上品与下品之间的一种人性，即并不是绝对善良，也不是绝对恶的善质与恶质混合起来的，可上也可下的人性。而“中民之性可以民性”就是因为反性之民，性乃本质也，天生之朴，有善良之质也有恶质，所以必须待教而善。[2]从待教而善的角度来看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名性，即“唯有中民之性可以名性也”。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性。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而仁义也是“天之为人性命”的主要内容，所以，这也把人性和物性以及鸟兽之性区别开。因此，一切不能遵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仁义的人，比如“斗筲之民”那样的小器量的人不能算作人，只能是动物了。所以“斗筲之性”在本质上不属于人性，不过是动物之性而已。而在董仲舒看来动物之性没有善质，只有恶的本质，有王教也不能为善，故“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
（二）古今之道――文德治国，建立太学
对武帝提出的“无为之治和有为之治该效仿哪个”的问题的回答，董仲舒从以下几点回答：
1. 以德治国，德主刑辅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主张德治而不是罚治，但并不是一点都不要刑罚，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董仲舒主张的以德治国包括“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他认为统治者应该以仁义对待天下老百姓，厚待百姓，这样百姓才会臣服；而“以义正我”是董仲舒以德治国思想的创新点，他认为应该用义来进行自我约束。这里的仁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义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一个人具有的义是小义，国家也应以“仁义”治国，国家的仁是大仁、义是大义，仁义即德。以德治国是治国理念，德主刑辅是执政方针。董仲舒是汉朝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取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德治观，提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是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重德轻刑，这一思想的演变到董仲舒时期已基本完成。董仲舒以“天道”作为德主刑辅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德即阳、刑即阴，先阳后阴，先德后刑，统治者只有重德轻刑才会顺应天道，顺应民意，上天才不会降下惩罚。董仲舒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对之后的几千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建立太学，重视教育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源于西周，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第二问时提出了兴修太学的建议。汉武帝建元六年在京师建立了第一所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以推崇儒学为主，大批培养儒士，为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兴办太学为基础，培养大量的儒家人才，传播儒家的思想，提高了儒家的政治地位，贯彻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建立太学，重视教育这一措施通过思想上的统一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进。
（三）治乱之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大一统思想
对天人之应、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总的看法和见解，由于天人之应和古今之道在前面提及，这里只列举了董仲舒对治乱之端的对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大一统思想。
1. 独尊儒术
汉朝初期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无为的黄老学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的空前繁荣，汉初的黄老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求，儒家的三纲五常和仁义思想最终替代了道家的正统地位。建元六年，汉武帝提拔众多儒生，排斥百家之言，至此之后，朝廷的大多官吏都是儒学弟子。自独尊儒术之后，儒家逐步发展，从此成为以后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董仲舒的儒学重视天道，以天人感应论为思想基础，具有神?W意味，同时也具有人情味，这就有助于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直以来，人民的支持是一个国家存亡与否的根本，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了人民的想法。
2. 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除却前面介绍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德治国等之外还包括经济统一、对外强化、击败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是为统治者的封建统治服务的。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以儒家《春秋》为源头，以儒学为理论基础，他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糅合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形成自己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新儒学作为他实行政治抱负的基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迎合了汉武帝对政治权力的需求，他提出的大一统更多地在思想上实现，从疆域版图的视角来看汉朝并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大一统思想也可以说是对“天人三策”思想在现实实行中的总的概括。 三、现实的管理启示及意义
（一）因人制宜，基于人性三品的思想，发展三种管理方式
董仲舒对“性三品”的划分是有缺陷的，尽管每个人生来平等，但是每个人的先天天赋不同，后天的学习教育也不同，这就要求管理者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人才的差异，并根据各个岗位的需要来选拔适合岗位的人才。另外，管理者在员工管理过程中，也会存在对待员工的态度差异，那么对于具有高创造性、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员工，就要给予员工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管理者要注意培养有领导能力的人才；对于那些低创造性、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员工则要给他们分配任务，并且要建立合理的、公正的规范制度。尽管董仲舒的人性论里的管理哲学是具有形而上学的，但他的思想由于受时代限制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为当时的统治者而服务，但是由于董仲舒思想的广泛流传以及对汉武帝时期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管理活动中要注重人性化管理，从各方面对管理者加以要求。分析董仲舒的善恶两方面的观点，对当代管理者的管理活动具有促进作用。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三种人性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要因人制宜，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天生是具有善性的，是德行高尚之人，这是最理想的一种人性，对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应该以德治之。与之相反，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大多是小人（多为器量小），一般的管理者对斗筲之人是不予考虑的，并且在管理活动中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但社会上不乏大量的“斗筲之人”，对于这些人的管理应该以法治之，用法律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三种就是具有可以名性的“中民之性”之人，其有善有恶是可以教化的，对于这些人可以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从德法两个方面进行管理。经济社会时代，当前政府工作机构人才流失的情况不乏多见，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如何管理人才，如何留住人才，这是管理者应该深思的问题。管理者进行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员的才能，做到人岗匹配，给工作人员提升自我的机会，使他们有个更好的未来，并对每个人员积极的一面进行培养。既然人有三性，那就会有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欲望和需求，当工作人员的欲望需求或者行为极其过分的时候要及时加以防范和阻止，这就需要政府管理人员建立合理的奖励制度和适度的惩罚机制来辅助管理，必须要完善公平合理的制度规范，开创科学的管理制度。只有了解工作人员的具体需求才能更好地实施管理活动，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员工的价值，才能使政府管理活动更好的进行，使政府工作更加有效率。董仲舒的人性三品学说为管理者进行管理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重视教育，以此为基点，坚持德法结合的治国方略
1. 现代管理应当重视人才的培养――以人为本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建立太学，以培养大量的儒生，为以后的大一统思想作铺垫。现代政府行政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尤其是高素质、高能力人才。我国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以知识为生产力的时代，同样，知识以人才为载体，知识变成生产力需要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所以政府行政事业要发展就应该以人为本，注重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政府管理层应该根据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政府机构的学习培训机构，选择具有潜力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集中培训，以适应国家级政府对人才的需要，便于建设高效率、高素质、高能力的新型政府。
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种激励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层面。管理层应该制定一系列成文的物质奖励制度，对一些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作人员予以物质奖励，这种物质层面的奖励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物品。二是精神层面的奖励。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说，精神层面的激励要比物质层面的奖励更加具有吸引力。管理者对公务人员精神层面的激励可以从今后的晋升方向、学习机会等方面来考虑，管理者应该关心每一位工作者，并对其作未来的职业规划，这样可以提高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仅管理者应该重视教育，政府工作人员也应该重视自身能力的提高，自我约束。
总之，董仲舒提出的这一建议对现代行政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管理者在这方面应该有目的地提出新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机制，推动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活动更好地进行。
2. 重视道德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董仲舒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但它并不过时，时至今日，以德治国的思想还在影响我国社会的治理方略。这一思想对我国现代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在国家层面，我国现在虽然是法治社会，但还是撇不开德治的因素，儒家的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而且从近年来我国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思想可以看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国家管理者和政府管理人员更应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做到以德服人和以德治人，并辅以法律制裁，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健康运行。
管理者需要及时了解政府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心态，要把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在管理者政府的管理活动和政策执行中，从而每个公务人员的能力得到深度挖掘，使政府管理活动更加有效。管理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以德服人，重视提高自己的德行，努力树立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树立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凝聚政府机构组成人员的国家自豪感和使命感。人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人才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首先无论是政府管理者还是企业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起榜样作用和带头作用，“??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3]若是管理者品质纯正、德才兼备的话，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组织文化也肯定是团结、和谐的积极文化。其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管理者管理的理念不仅仅要以政府绩效目标为重心，也要考虑到工作人员的未来发展，要让他们对未来有期望。
（三）坚持大一统思想，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凝聚力
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武帝实现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实现“大一统”的理论基础，虽然其最终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以维护政权的统一为宗旨，主要强调政治统一、思想统一，政治思想的统一有助于避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之中，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4]西汉初期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力贫弱，经过文景二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之后经济逐渐回升，国家财政收入增多，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实行大一统政策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肯定。[14]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发展中积淀的传统文化精髓不能丢，在行政管理事业或其他管理活动中都要加强文化自信。不仅是管理人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综上所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宝贵思想，也是现代管理活动可借鉴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以现代管理的视角来看古人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历史辩证法和发展的眼光来学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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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