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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券监管最有效的美国，对于内幕交易的认定与惩治，奠定于1977年、1987年、1997年的三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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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证券市场开始，内幕交易就相伴而生，但采取何种方式认定，却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最初，在自由契约原则下，“买者自行当心”，拥有内幕信息交易似乎并无不妥，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管理者的补偿。
上世纪初，美国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知道公司签订了一个大单，在此信息公开之前，通过经纪人间接地购买了小股东的800股股票。信息公开后，小股东认为总经理有意欺诈，提起“交易无效”之诉。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最后认定，该案具有“特殊性”，总经理作为内部人，对股东负有信托义务，签订大单是一个重大事项，这一事项在交易前应向对方披露。以“特殊性”为起点，以信托义务为基础，最高法院创制出了“披露义务”，从而堵上了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漏洞。
那么，非内部人获取内幕信息，是否可用以交易呢？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第一个是1977年判的Chiarella案。纽约一家印刷厂为客户印刷收购要约，印刷员Chiarella根据资料，猜出了目标公司，买了股票。检察官指控Chiarella犯有欺诈罪，地区法院判决罪行成立，第二巡回法院维持原判，当事人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以Powell大法官为首的多数意见认为，Chiarella不是内部人，获取信息后没有公开义务，不构成欺诈罪，撤消下级法院的判决。首席大法官Burger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不当获取非公开信息用以买卖证券，构成欺诈。这一观点，被称为“盗用理论”。
第二个是1987年判的Carpenter案。Carpenter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Winans处获取次日登载的证券类文章，传递给Fellis；Fellis根据这些文章买卖证券，获利后三人共享。事发后，Carpenter被第二巡回法院判处有罪，当事人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盗用理论”。由于当时最高法院只有八名法官，表决的结果是四比四，“盗用理论”在此案中悬而未决。
第三个是1997年判的O’Hagan案。O’Hagan是一位律师，在执业中，从别的律师处间接获知某公司要被收购，信息公开前买入了看涨期权。检察官以“盗用理论”为基础，指控O’Hagan有罪，被第八巡回法院否决。应检控部门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调审此案。审裁的结果，九名法官全体接受“盗用理论”。“盗用理论”的确立，意味着自此以后，非内部人不当获取的内幕信息，也不能用于交易。
由是看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于内幕交易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一演变历程中亦可以看到，要解决内幕交易认定难的问题何其艰难。
本刊记者凌华薇整理